我国里约奥运会成绩，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好的。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马跳水运动员潘德蕾拉与队友张俊虹在女子双人十公尺跳台上赢得了银牌、脚车选手阿兹祖则在麒麟赛中赢得铜牌、羽球混双组合陈炳顺与吴柳萤，则取得银牌。
在桑巴一片歌舞中，国人可能忽视了我国年轻壁球手伍恩佑，上周在波兰举行的世界少年壁球锦标赛中夺冠，如果壁球是奥运会比赛项目，我国可能已经在里约拿下了金牌（或者在更早几届的奥运上，靠妮科大卫拿下金牌）。
我 国奥运的成就，让嘛嘛档、商店甚至在电梯里都洋溢著“马来西亚能”的精神。看到不同背景的运动员，为国家带来荣誉，自然也将带动国民的爱国情怀。但在我国 急需这些珍贵的快乐时光时，还是有人希望破坏这样的气氛。在一个名人于Instagram上，祝福李宗伟好运后，一个评论者感叹，我们的顶尖运动员不是马 来人；值得庆幸的是其他评论者批评那个人，但不是侮辱，而是坚定，诉诸著理性及我国的多元族群现实。
荣耀的价值
另外一个更具争议问题，则是一名退伍军人提出的，相对于为国贡献的军人，为何获得银牌的跳水运动员，可终身获得3000令吉的月俸。
在国家的名义下，取得的体育成就，确实很难针算其报酬。虽然许多比赛给予冠军现金奖励（今年夺得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穆雷就获得200万英镑），但许多国家并没有奖励他们的奥运金牌得主（穆雷虽在里约拿到金牌，但并没有获得任何金钱的奖励）。
资源如何分配
为 国家带来荣耀的价值是什么？牵动数百万人民希望马来西亚在国际上取得亮点的情绪？当然，许多金牌选手，之后会获得私人领域丰厚的赞助，但我们国家的运动员 应获得多少公共款项（尤其须了解，我们的运动员训练，往往由纳税人资助的）？在一些运动更吸引群众、一些则涉及昂贵培训费用下，是否所有的运动都应获一视 同仁对待？从团队到教练，又要如何瓜分奖励？
当我们的体育实力越来越大时，公民将继续提问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答案应是透明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使用公共的款项。
本周，我的办公室冷气机出了故障，冷气技工山先生就提供优良的服务。山先生指，位于外侧的一个压缩机出现了故障，解决的方法（与当时其手上有的配备而言）是使用一个长梯，下到下层的屋顶，再用该梯子爬上，挂在摇摇欲坠窗台外的冷气机，拧开外壳，然后才能开始维修。
当他描述这个程序时，我问这安全吗？对此问题，他一脸茫然，接著表情几乎是受到侮辱的说，这工作他做了很久，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果然，在15分钟左右，山先生就解决一切问题，让我恢复了在温度20度下工作的能力，然后我们开始谈论李宗伟的机会。
每 一天，全国各地都有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工作。在很少考虑到健康和安全程序（和没考量到可能发生的意外）下，这些工人让我们的办公室可以运作─事实上，也包括 了我们的经济。他们的金钱奖励是由市场力量决定（当然也须依据如最低工资和社险条例而调整），因此，即使我认为收费还是公平的（加上一些小费，以奖赏他们 的效率）─但山先生也可以说，他每一天的工作，都面对著的风险。
为国服务不能比较
事实上，为国服务并不能与在私人界服务比较：即使在军人或运动员的贡献到底谁付出更多，“更值钱”的争论上，他们所获得的报酬，与那一些为个人利益而牺牲原则的公务员所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简值是小巫见大巫。
反贪会近期展开的行动是令人欣慰的，但除非我们解决大腐败的祸害，否则“贬值”的不只是我们的运动员和退伍军人，也包括了说实话的冷气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