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年至少为亚洲策略研究院（ASLI）作一次演说，通常都在东盟国家，而不是伦敦。但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相对于东盟的各个首都，伦敦离开我们家乡更远。大马与英国关系源远流长，数十年来大量大马人到英国求学工作，两国人民往来频密。
马英关系也对大马国家体制影响深远。独立时期，建国元老们展现爱国热诚与献身精神，并以此报国。他们为继任者留下典范，当时，他们用人唯贤，立足诚信，遵崇法治，鼓舞了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心。这些原则皆由参考英国模式的学习机构传授。大马的政治制度受到英国高度影响，我们的联邦君主立宪与议会民主，混合了马来穆斯林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我们的第一任首相和第一任最高元首，完美体现这种合作共生的精神。
东姑阿都拉曼曾在国会致辞中，叙述民主与法治精神。东姑不仅是担任首相期间贯彻法治，也在出任巫统主席期间在党内贯彻法治之道，甚至经济政策也是如此。他反对某些领域的国有化政策，也阻止政府干预经济。
今天，这些政策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人们认为政治与经济的界限模糊，某些政策只是为商业利益，且通常以种族来界定，经济政策目的是让政权延续。
真诚合作友谊永固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推进一些建议。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支持者们，赞扬大马减少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消除非关税壁垒和熟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然在某些领域尚存有争端，如可负担药物、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与政府争执的解决机制等，但总体是健康的。
在这里，我们的建国基本原则可供参考：当我们追逐经济增长数字和排名时，考虑的不只政治实用主义。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是改造商业和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最近在牛津我想起罗伯特‧皮尔爵士、威廉‧格莱斯顿和撒切尔夫人，这三位英国首相为推动自由贸易提供了创意与诠释。
说到英国首相，值得一提的是，只有保守党首相访问过马来西亚。其中，卡梅伦已经到访两次。这些访问效果卓著，促进了马英关系。但正如我早前所说的，加强马英关系要靠两地民间促成。这也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带著善意看待政治关系。
这些群体不喜欢以政治恩庇关系来达成不透明的交易。他们不会像政府首脑互相勾结，以达成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目的。
建议外交政策奉行道义，或许是愚蠢的。但是东姑阿都拉曼的名言说：“马来亚和英国友谊地久天长。”友谊本质上就靠道德维系。当对方误入歧途，朋友有责提醒，由于有著共同的价值观，友谊才得以永固。就地缘政治而言，马来西亚才是英国的挚友，而非中国、印度或是伊朗。所以这种关系可更诚实更稳健。
最终，维系我们双边关系者，是我们共同秉持的价值与原则。由于全球中庸运动基金会（GMM）首席执行员已经去职，我们无法在国外推广中庸之道，除非在国内也同样实践中庸。
在演说前，我要求各位为捍卫我们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战士默哀一分钟。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某些公共机构的职责与功能，它们在宪法下设立，致力推行自由之道。在很多方面，它们巩固了马英双边关系，并将继续指导我们，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