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不比不知道。在这个盛行比较的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许多机构也编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较排行榜,以供参考比较。对先进、中进与后进者言,均有取长补短的借鉴意义,也可让自己知道,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
就面积33万平方公里,排名约63的大马言,在2012,根据2015版经济学人出版的《从数字看世界》(Pocket WorldIn Figure),大马人口约290多万,排名第44。
经济总量,以美元汇率计算,排名第35,以购买力平行计算(Purchasing Power Parity),也称为大汉堡包(BigMacIndex)则是第28;出口总量也是第28,贸易盈馀额排名第24;上市公司数第16;贸易依存度(Trade Dependence)第9(即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这些实际数据表示,大马在经贸方面的排名颇佳,至少排名高于其人口排名。只是,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大马也有不足之处,如GDP虽排在第35名,可人均收入(经济总量除以总人口2900多万)的排名则低至第87(约9800美元)。这突显出大马经济有个量大价低的悖论。
偏高的贸易依存度,也突显出其加工贸易的性质,即基本上是从事零件装配的组装活动,故也难为国民带来高收入。这也是何以,大马尚未挤入高收入国行列的主因之一。
另一点是,大马虽非高收入国,可汽车年销售量却高居世界第21名,汽车拥有率也高达38名。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公共交通系统有问题,而汽车价格偏高(在东盟,仅低于人口地狭的新加坡)更加重了生活成本。尤有进者,排炭量(Carbon Emission)也高居第25名(2010)。可以看出,大马经济还有个高污染的特点。量大、价低、低含金量、高污染,均点出,这是个粗放型(Extensive)而非集约型(Intensive)经济体。它是靠高投入(人力、物力、资源)而非创新来驱动的经济。
人才不足外流严重
做为中高收入国,若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从高投入驱动(Input-Driver),转入效率驱动与创新驱,就只能卡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若硬要用高举债来实现高收入,结果便只能是高通膨,是难以持续的。可要转型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又得先要有人才,技术方可能成就。此外,也需要不断的设备更新与经营方式,才可能实现高生产力增长(Productivity Growth)。这是大马所缺乏的。如在1300万的劳动力中,只有约30%是高熟练工,比率也太低。人才本不足,外流也严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1990-2000,大马的年均增长率为7.2%,全球排名第5(与新加坡并列);可在2002-2012,已掉到第53名(年均增长率5.1%),运输给中国、印度、新、印尼、菲律宾等。
以大马的先天条件言,是不应输给上述国家的,比方说,我国拥有较高的人均资源(是天然气净出口国),享有人口红利(中位数人口年龄为27岁与印度、印尼相当,中国则是35岁),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基础设施还不错,地处东西交通的要道,拥有多元文化的资源、教育,投资额颇大(占GDP的5.9%)等优势条件,怎么却会被全球化所边缘化到第53名?
大马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从数量上看,经贸表现不错,可在政治面,表现却难堪,如自1990年代以来,便被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定位为部份自由国,而非自由国行列。在2015年,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还把大马列为全球排名第8的严格管制宗教的国家,尽管我国联邦宪法第11条表明,大马人享有信教的自由。
更令人难堪的是,在2014,新闻自由度排名竟低至第147!与其全球竞争力(第20,WEF)与2015的经济自由度(第31名)完全相反!差堪告慰的是,大马的综合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60(2013)与贪污印象指数CPI排名第50(2014)。
这个悖论也突显出,经济增长与政治自由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跨国公司虽重视政治稳定与法制(不一定是法治),却不在意民主选举。新加坡长期成为东盟的最高外来直接投资国,便反映了这一事实。
就大马言可以说,是个相对的经优政劣,综合平平的国家,也就是,至少在数量面,经贸表现不错,可在政治自由面极差,包括民主指数也低,而综合面则表现中中平平,不同领域高低起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