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节期间传来“李光耀走了”的消息。昨日，他真的走了。
好些朋友认为，这位大人物身边有成群顶尖大医生不分日夜轮班照顾，他们一定会尽力让他至少能在病床上渡过8月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的50周年国庆，以至能看到他的亲友在9月16日祝贺他92岁生日。
我年轻时曾经和李光耀共事，支持他反抗殖民统治。后来“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分手了。我离开家乡新加坡52年，超过了半个世纪。
2006年我无奈又庆幸地成了泰国公民。这些年，我多次趁节假日到马来西亚探亲访友，但还不能越过新柔长堤和弟妹们甚至是短暂的团聚，除非接受哪些有损个人尊严的条件，低头“认错”，“自愿向当局交待过去的一切”。明摆著的是：李光耀对我“背叛”他，还是耿耿于怀。也就是说，李光耀欠缺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气量。尽管如此，当我看到李光耀病危的消息，我还是希望他多活些日子，感受感受英国人离开后一切由他说了算的那些他亲手培植的接班人能否顶得住他不想看到的世态变化。
已经有传媒开始论述“后李光耀时代”和李光耀凭铁腕治理新加坡的功过。人们对这位很怕被人遗忘的老人的一生事迹功过，会怎样“打分”？我认为取决于打分者所处的阶级地位、所持立场、所受的是当代西方教育或东方传统教育，以及打分指标有没有包括道义和民族骨气。
李光耀在新加坡执掌政权好几十年，被他的接班人列为“建国一辈”的新加坡公民，没有谁不知道他一向来多么讲求“实用”，以及怎样对待他的各式各样的竞争对手。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咽喉，是个兵家必争之地，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较劲的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执政者们，尤其熟悉李光耀的机灵且容易配合。这就使李光耀成了国际名人，李光耀的名字总是和新加坡连在一起。
客观地说，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之后，李光耀把这个曾经被方壮璧认为是“怪胎”的岛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既成绩显著，罪孽可不算少，有功也有过。依我看，无论人们将如何争论他的功过是3比7或4比6甚至对半分，大都会同意：他的“功”是新加坡人民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他的“过”则出自他的唯我独尊、独断独行。
重用之际也受关注
这个春节期间我到柔佛新山探亲访友，在会晤趁假日专程来叙旧的新加坡朋友们的时候，大家除了互相问候近况之外，话题自然免不了谈到李光耀。他们催促我赶快把人们已知及未知的我和李光耀相处的陈年旧事写下来，以免误传。他们当中有一位提醒说：“当儿子的未必知道老爸的一切。”是的，这使我想起新加坡英文《海峡时报》2009年出版的那本《白衣人》。那本书有一章专谈陈新嵘。说李光耀选择陈新嵘当“最高助理”和“深为信赖的朋友”，在用陈新嵘做总理署政务次长之前，不是不知道陈新嵘是个“和马共有关系的颠覆分子”。我发觉《海峡时报》这本书，把陈新嵘当次长的权力夸大到当事人本身也不敢相信。现在确实有必要让读者朋友们了解实际情况啦！其实李光耀在“重用”陈新嵘的同时，也布置不少人（包括和陈新嵘一起工作的行动党干部、立法议员、政务次长）向他打小报告。还有，在总理署的公务员中有位曾经被王永元下令迁出市长公署、后来被李光耀重用的、直接听命于“凤凰园”的英国MI-5特工，更不曾放松对陈新嵘KEEP AN EYE。
我不否认，从1957年李光耀找我帮他把演讲稿翻译成华文、教他学讲华语。
我当时十分敬重这位意气风发、替工人争取权益的左派律师，我尽量把自己当过华文小报记者的见闻告诉他，让他了解华人社会，拉近他和受华文教育者的距离。就这样，他和我的交往日趋密切。他邀我陪他到马六甲办案，拉拢崇拜印尼前总统苏卡诺的巫统干部，还好几次邀我陪他一家大小到福隆港度假，等等。经过将近两年的零距离考察，他对我日趋信任和器重。且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
例一：他雇用我做设在人民行动党总部的《新加坡职工会咨询研究所》唯一的一名调查员，主要职务却是负责编写出版行动党的华文机关报《行动报》等文字宣传。李光耀告诉我，林有福政府的政治部的某某高官，主张把他抓起来和封闭行动党。我记得很清楚，李光耀秘书长当时坦率向我披露说，他没把握这种事会不会发生，但他相信，即使连他也被抓，顶多3个月英国人就得放他出来协助恢复社会安宁。他说，那块挂在行动党总部的《职工会咨询研究所》招牌，是“以防万一的‘救生圈’，可以靠它保存行动党的文件和党员名册！”
放下个人恩怨
例二：李光耀当上自治邦总理不久，我陪他一起到霹雳州《马来前锋报》创办人尤索夫·伊萨克（Yusof Bin Ishak）的家，邀请他出来当新加坡最高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他告诉我，这位阅历丰富的老报人非常了解马来亚各州苏丹，包括各州苏丹子女的姻亲关系。在宣誓就任最高元首之前，尤索夫来到新加坡总理署见李光耀，我照例先让来访者在接待室稍侯。
我按照李总理吩咐，告诉这位我所尊敬的马来新闻界知名前辈，将来在薪金方面，得按照行动党中委会的规定，需对党有所贡献。
为了说明李光耀和我之间个人恩怨的另一面。不妨也举两个例子。
例一：我离开行动党和林清祥、李绍祖医生一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阵线”成了反对党议员后，我的从事新闻工作的弟弟，没有参加任何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却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捕，而且好一段时期被单独关禁，精神临近崩溃。他迄今还没摆脱被单独关禁阴影的纠缠，身体非常虚弱。他避免和我有任何联系。他是华文版《李光耀回忆录》三名翻译者之一。
例二：吴庆瑞对我说过：“一旦成立马来西亚，你就得自我保重”。当我感觉形势不对头，唯有选择离开了新加坡。在印尼过流亡生活期间，有一年我的从事小工商业的父亲申请去中国大陆治病，移民局官员回答他说：“可以去不可以回！”。我父亲在1975年病逝。我母亲去世时，我的那个在“冷藏行动”被捕的弟弟，获得批准离开拘留营半天，代替我这个不孝的长子披麻戴孝，向遗像上香跪拜和扶柩。
俗话说：“往事如烟”，今年6月我将满82岁。早在2003年，我就对来合艾做访谈的新加坡英文《海峡时报》高级撰稿员梁荣锦说过：“几十年过去了，何以李光耀先生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抛开党派成见的胸怀回顾过去？”
对个人恩怨“放得开”也好，“放不开”也好，我相信老人李光耀已经想不起很多往事了。
西方有位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说过：“存在决定意识”。的确，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观点以至喜怒哀乐，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每个人的教育、际遇、人生观、价值观各有差异，但都是时代的产物，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即使是凡夫俗子的生平事迹也反映著他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在朋友们很不耐烦的催促下，我将在日常琐事、上网、看报之余，把我和李光耀相处的往事凭记忆一一写下来，或许可供史学者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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