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希尔米认为我国人民生活富裕，一天从早餐到宵夜，可用餐高达6次，所以他呼吁民众采取健康的生活习惯——多蔬果、勤运动，预防肥胖带来的疾病如糖尿病和胆固醇过高等。卫生部掌握全国人民的健康，该部在发言时经常指向所有人都面对共同的疾病，把国民看作是单一群体而发出劝告和提示防范措施，忽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其实面对不同的肥胖成因。
社会学界会讨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差异的生活方式，如何造成不同的疾病威胁状况——或可称为“健康阶层差异”。很多研究探讨不同群体和流行肥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发现，越低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承担越高的肥胖风险。
文化差距健康阶层有别
研究指出美国穷人只能选择便宜的快餐，意味他们摄取更多的脂肪和糖份。忙碌的工作让穷人无法像中上阶级那样，定期上健身房保持运动的习惯。同时因为文化水平的关系，导致穷人缺乏健康饮食观念，于是美国底层的妇女和黑人比起白人，有更高的肥胖比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肥胖人口集中在管理者阶层，农民和工人反而是承担肥胖风险的较低群体。根据倪国华和郑风田的研究分析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不同，管理者因为工作原因必须出席更多的招待或晚宴，而饭桌上大鱼大肉和饮酒的传统文化，让管理者无可避免摄取更高热量，因此是肥胖人士及糖尿病与高血压的高危人群。
相反地，农民和工人要应付高强度的劳力工作，因为经济能力也较少机会大鱼大肉，所以降低了肥胖带给他们的疾病威胁。
从上所述可看到西方和中国社会因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健康阶层图像。马来西亚社会又面对什么样的健康阶层差异呢？希尔米副部长认为国民生活富裕才出现越来越多肥胖者，我认为这个结论过于简化和不负责任，因为我国大多数肥胖者很可能是因为贫穷，而负担不起健康食品、保持运动习惯的社会群体。
卫生部不能简化认为肥胖现象是“国人生活富裕”，而是有必要找到国民肥胖的真正成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肥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