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科技比较原始的时代，围观恐怕一般上必须是“面对面”的事，即人们在现场对事件和当事者的亲睹。今天，如此围观当然还会有，但随著科技演进，如印刷、摄影、录音、录像、电讯、电视、电脑、互联网等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更普遍的围观，恐怕是间接的——即便是影音直播，也须通过某种载体，如电视或互联网等。于是，这里便涉及一关键问题：间接的围观，往往要看“载体的主持者”如何拿捏和定夺。
所谓“载体的主持者”，可以是不同的单位，如说政府、企业、媒体、学校，甚至个人等。这其中，至少到目前为止，媒体显然还是最主要者，虽说在某些社会，通过各种恐吓或利诱手段，政府实际上才是众媒体背后“看不见的手”。当然，今天不少能“善用”互联网科技者，凭一己之力也能上载资讯，但若说其不先被媒体所引导、启发或暗示，恐怕也很少。易言之，不论是否受控于政府，媒体仍是围观的主要“设计者”。
把“反政府”妖魔化
了解媒体作为设计者的角色，对于受众而言乃非常必要，否则不假思索地参与媒体所设计的围观，久而久之，就被其所选定的“视域”框限了，以至忽略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演变及问题。如说今天的我国，于某些层面正面对很严重的去自由化、去民主化、去平等化、去世俗化、去透明化现象，然若观察主流媒体的“围观设计”，有时候很令人遗憾、气馁，因对以上现象的报道和评析，若非从缺、倾斜，就是低调，多少可闻到一种“委蛇”的味道。
媒体若因威权的恐吓而自我审查、禁锢，不敢引领受众围观一些重大现象，实亦非不能被人们所理解，甚至同情（虽说未必会认同），毕竟大家都明白经营一家媒体并不容易。惟若有媒体开始走向配合政府，去设计一些刻意针对反对势力的围观——尤其是明显带“炒作”、“公审”味道的围观，那就叫人难以接受了。实际上，甚至有部分媒体开始把“反政府”高度曲解及妖魔化为“反国家”、“反社会”，根本已沦为当权者的“论述帮凶”。
在民主社会，被围观的主要是权力和职责最大者，或企图通过暴力影响社会者（如极端分子），毕竟其一举一动皆能牵动整个社会，虽说某些牵动的确不是那么显眼，或说比较复杂，难以一时间被民众了解。肩负第四权的媒体诚有责任为社会启动针对其人的围观，以实行监督及问责，而非专爱挑一些比较“安全”的对象来大作文章，甚至催谷公审。无论如何，若大家对民主其实也并没太大的想像和期望的话——那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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