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像，若是在公元16-17世纪时的法国出现如《查理周刊》那样具“颠覆性”的杂志，很可能就算不被有责任捍卫宗教利益的王权和贵族查禁，出版社也早就被暴徒焚毁，乃至作者们也被捉去“烧烤”了。在那个年代，别说讽刺，就算善意地解释宗教，只要不符合威权口味，下场往往是糟透的。相对而言，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反而还“开明”得多。
无论如何，经世俗主义洗礼后的现代法国，乃至大部分西方社会，宗教已仅成为任君选择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认同之一，绝非全民义务，所以实质上已被“祛圣化”了。虽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主流价值，多少仍继承自基督教，但法国人毕竟已从启蒙运动中探寻到新的文化意义、制度理性，甚至生命自觉，不会再轻易倒回宗教的窠臼中去徘徊、纠结、沉湎于一些已渐渐偏离理性，甚至有违人道的思维、观念、教条和建制。
成移民的第二家乡
当然，不能否认启蒙运动的具体成果之一，即法国大革命，的确有点乖离正经、沦于失控，酿成将近一年的“恐怖统治”，而且也出现了打砸烧抢和侵占教堂（连巴黎圣母院也被改成“理性之庙”）的“祛基督教”运动。惟后来还是理性回归，包括在宗教自由的先决条件上，拿破仑于1801年的教务专约（Concordat）中承认天主教是法国人的“主要宗教”，并恢复其教会的大部分权益。值得一提：自此少数教派，尤其新教徒的权益得到了更大的保障。
也许，正基于如此曲折的历史经验，法国人尤其珍惜足以扳倒任何权威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毕竟这乃其先辈付出血泪和汗水争取到的。就算于如此放任的氛围下，某些人时不时触犯了宗教禁忌，甚至刻意与宗教对著干，也往往能够被同情和包容。某些人担心如此放任，会否沦为漠视或纵容对弱势他者，如移民、少数族群和教派等的欺凌。这诚不能说绝不会，但若检视其世俗体制，大体上还是对弱势者更为友善，否则也不会吸引到那么多移民。
没有人会选择到不文明的国家，“自甘堕落”地长期承受其歧视、羞辱、剥削、折磨、奴役等，崇尚自由的法国能继续成为大量移民的“第二家乡”，不能说不无其“功德”。至少，这个世俗主义的“家园”，不看肤色、不计较文化背景地提供了世界各地遭受各种极端意识形态，包括宗教迫害的人士一个求生的空间，难道不值得人们肯定么？相对于这种世俗文明的大度，《查理周刊》实在不算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