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在经济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是个争论已久的课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总的来说，在二战后到1970年代，大部份发展中国家，均偏重政府的角色。在发达国，也著重政府调节经济的角色，以便实现经济增长、充份就业、物价稳定、社会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等。
只是，进入1980年代后，则转重市场的角色，显示出人类多具有倚重倚轻的倾向。大马的情况，则因国情而有所不同。如在1950-60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大搞公共企业时，大马则依然走相对著重市场的路线。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执政精英中，存在著一种马来人掌政治，华人掌经济的角色分配。只是，空有政治实力，而缺乏经济利益；或空有经济实力，却缺乏政治实力，或迟或早总会出现不甘现状的情绪。
如在1965年6月，马来人便在“土著经济大会”（Kongress Ekonomi Bumiputera），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只是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依然坚持旧路线。此外，也反映出当时华人在政治上确也有些影响力，且巫统在经济上，也颇依赖马华公会。
进入1970年代后，形势逆转，政府从放任市场转向大力干预，更致成了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本来，在发展中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追求增长最大化，官僚的工作也在于协调各类企业集团，以达到增长最大化的目标，如日本、韩国、巴西等。而设立大量公共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填补民间的不足之处，如民间缺乏资本、技术等去搞高风险，回酬慢的项目，或是防止某些关键产业被外资垄断。
为此，政府通常会与本国最有潜能的企业集团合作，以便快速建立本国的经济实力。在大马，由于华资通常在经济上被视为是较“先进”的，按理应是国家与企业联盟的最佳伙伴；可由于国情特殊，政府选择扶助较“后进”的马来人。
从政治上看，这无疑是政治正确的选择；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却是经济不正确的选择。
从结果论的角度看，在政治上，执政精英集团中的巫统，确是这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此点，也可从1974年以来的历届选举成绩中得到证明。即便在经济情况最坏的1986大选，（当时失业率高达近10%，许多华青都到外国谋生），国阵竟然也能赢得177席中的148席，得票率为55.8%。其中巫统竞选84席，赢得83席！得票率为约31%。可见这族群政策，确能为其取得政治支持。
在华人方面，行动党则得25席与21%的票，比马华公会的17席与12.4%的票高得多。
这里也显示出，华人也颇无奈。虽然在经济上较先进，可在政治上却是劣势群体。从政治经济的得与损来看，巫统的政权是得到巩固于一时，可由于公共财政极端恶化，在经济上实也再无能力持续1970年代以来的，只求政权可保不论经济损失的后果。实则，由于长期以来，不顾经济效率，最终被逼关掉亏损累累的公共企业，也大搞民营化以避免政府破产。这些动作与困境，也引发了巫统内部因资源缺乏而剧化的党内斗争。最后，马哈迪不得不为了本身的政治生存，而搞经济与文化、教育上的小开放，终而在1995赢得空前的胜利。
这里突显的教训是，族群至上的政治策略虽可保政权于一时，可最终只会导致国穷民困，终而也会导致政权不保。尽管最近首相纳吉也提出了强化土著经济的议程，相信在执行上不会那么不惜代价、不顾后果。毕竟，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全球化的冲击，恐怕会比巫统分裂，更能危及政权。更何况，今天的马来人已不像往日那么单纯。此外，从表面上看，纳吉的经济转型计划，也很重视私人部门的作用。毕竟，长远来看，市场才是起基础性作用机制，政府只宜扮演辅导，而非主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