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在经济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是个自古以来便已争论不休,迄今尚无定论的争议,如汉朝时的盐铁论,便是在争论国营对民营的优劣!有趣的是,现阶段的中国,也在争论国进民退对国退民进、国富民穷对还富予民的课题。这个争议,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
总的来说,当代主流经济思想,多认为国家应扮演促成者(Enabler),或便利提供者(Facilitator),而非直接参与经济的角色;只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较为复杂。大体上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积极干预经济,也大搞国有或国营企业。主因在于,为了早日实现现代化,必须集中力量、资源办大事。若依靠尚未成熟的内资难免会拖缓现代化的进程,更何况,民间也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搞大规模的企业。此外,1920-60年代时苏联的工业成就,也加强了这种想法与渴望。
与此同时,1960年代在南美洲兴起的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也进一步合理化了国家干预的迫切性。这种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中心一边陲(Center-Periphery)基础上的不对等经贸关系。也就是发达国从落后国进口初级原料,出口高增值产品到落后国,若落后国不能从出口初级原产品,升级到自制高增值产品,再进而出口高增值产品,便永远得依附发达国,成为永恒的第三世界国家。
据此,许多南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便大搞国有企业与保护主义;其结果并不理想,许多受保护的内企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想走出国外,进而抑制了升级,更因得进口关键组件,而导致外债高筑。政府本身也因规模过大,及过度补贴各类国内产业,而出现财政困境。在1980年代初,国际利率高涨时,还出现倒债风波。
至于亚洲四小龙何以能步步高升,突破瓶颈,则与国内高储蓄率,国内市场小而被迫早日走向国际,注重科技兴国、贸易立国、人才培育、内资有富国强民的使命感,能者能出头的政策与制度等有关。何以四小龙能,大马不能?主因在于,大马大搞公共企业的目的,不但与南美洲不一样,也与四小龙大异其趣。大马在1970年代起大搞公共企业,主因在于早日实现族际经济平等,且这个压倒性的目标压倒一切不容置疑。更糟糕的是,这个目标受制于零和游戏(Zero-sumgame)的族群输赢论支配,为了实现目标,不惜限制非马来人的发展,如产业协调法令ICA(1975年出台)或高等教育与人才培训的配额(Quota)。
同理,也因为把重点放在股权占有(Equity)而非创造财富、体面就业机会与产业升级,即便收购了许多外资或华资的资产,却没实质地增加国家财富与实力,而只有产权与股权的转移。只有转移而没有创造,只能说是种缺乏增长的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out Growth),更遑论质的飞跃。
由于得到教训,大体上言,进入21世纪后,中央政权似乎也不再那么执著于旧目标,而较能平衡分配对创造的矛盾。然而,由于新经济行之已久,要完全平衡分配对生产的矛盾自有其困难。
只是,从族群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马来人也再没理由担心外资或华资操控大马的经济;因为,事实是,政联公司(GLCs),而非外资或华资,在主导大马的经济,如在2013年10月,市值最高的10大公司中,便有8家为政联公司,首名的马来亚银行市值便达864亿令吉。从年度营业额2012-2013来看,前10大中,也有8家为GLCs,首名的森那美,营运额便高达467亿,其次为国能379亿,国油商业296亿及排名第4的马银行275亿令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