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威权借权力的集中化、单元化、单向化来主掌资源、空间、讯息、价值等的挖掘、分配、传播和实践,在欠缺监督及制衡之下,往往走向专制和腐败--无他,只因人性本贪,没几个人能做到“慎独”。之所以,古代中国儒教在皇权的庇荫和赞助下,依然预防不了体制内猖獗的贪腐、奢靡、暴戾,乃至凶残之风,而今天理论上极为公正的“社会主义”,恐怕也斗不过现实人性中的腐败因子。
易言之,冀望掌权者能够慎独,乃极度天真的痴想,权力本就不该太集中、太精英化。文明社会之掌权者的责任,本就包括被监督、被检讨、被制衡,甚至被替换掉。惟有那些还浸泡在封建酱缸里者,才会一在位子上,就如被授予天命般,自以为头顶放光,不可被质疑、被挑战、被替代。可悲的是:社会上也的确不缺乏一些自居“下民”者,一边臣服于威权,唯唯诺诺,一边渴望威权的宠幸或仁慈,盼其不轻易扰民,最好要“爱民如子”。
实际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看似具“为我族服务”的“大我”精神,但亦如“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般,若缺乏监督及制衡的话,同样易被精英阶层所骑劫,变质为掩护,乃至正当化其私底下巧取豪夺的伪装术。是以,不管是何种“主义”--相对狭隘的如民族主义也好,平等的如社会主义也好,博爱的如宗教主义也好,都不能被纵容为催生或袒护精英威权的帮凶。人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必须超脱于对精英的迷信和盲从。
职是之故,当下国人最要紧的任务,乃解构威权体制,从而断绝假公济私的精英揽权及滥权的机会。在这当儿,除了扶持、善用能解构威权的力量,包括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术机构,乃至“精神领袖”,最不能忽略的是推动思维上的变革,以通过正当途径埋葬迷信、迷恋人治的种族取向封建主义,建立以公民为本的现代宪政和法治观。当然,这也并不意味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解构威权,并非只针对掌权者而已,其实也包括其竞争者。
质言之,民族主义并非思想癌症或病毒,不能拿其来与积极排他的种族主义混为一谈,如指搞华教运动或兴权会就是种族主义。我也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包袱,反觉得其对文化的孕育和养护大有帮助。无论如何,被威权操弄的民族主义,绝对是足以反噬社会的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