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威权借权力的集中化、单元化、单向化来主掌资源、空间、讯息、价值等的挖掘、分配、传播和实践，在欠缺监督及制衡之下，往往走向专制和腐败--无他，只因人性本贪，没几个人能做到“慎独”。之所以，古代中国儒教在皇权的庇荫和赞助下，依然预防不了体制内猖獗的贪腐、奢靡、暴戾，乃至凶残之风，而今天理论上极为公正的“社会主义”，恐怕也斗不过现实人性中的腐败因子。
易言之，冀望掌权者能够慎独，乃极度天真的痴想，权力本就不该太集中、太精英化。文明社会之掌权者的责任，本就包括被监督、被检讨、被制衡，甚至被替换掉。惟有那些还浸泡在封建酱缸里者，才会一在位子上，就如被授予天命般，自以为头顶放光，不可被质疑、被挑战、被替代。可悲的是：社会上也的确不缺乏一些自居“下民”者，一边臣服于威权，唯唯诺诺，一边渴望威权的宠幸或仁慈，盼其不轻易扰民，最好要“爱民如子”。
实际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看似具“为我族服务”的“大我”精神，但亦如“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般，若缺乏监督及制衡的话，同样易被精英阶层所骑劫，变质为掩护，乃至正当化其私底下巧取豪夺的伪装术。是以，不管是何种“主义”--相对狭隘的如民族主义也好，平等的如社会主义也好，博爱的如宗教主义也好，都不能被纵容为催生或袒护精英威权的帮凶。人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必须超脱于对精英的迷信和盲从。
职是之故，当下国人最要紧的任务，乃解构威权体制，从而断绝假公济私的精英揽权及滥权的机会。在这当儿，除了扶持、善用能解构威权的力量，包括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术机构，乃至“精神领袖”，最不能忽略的是推动思维上的变革，以通过正当途径埋葬迷信、迷恋人治的种族取向封建主义，建立以公民为本的现代宪政和法治观。当然，这也并不意味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解构威权，并非只针对掌权者而已，其实也包括其竞争者。
质言之，民族主义并非思想癌症或病毒，不能拿其来与积极排他的种族主义混为一谈，如指搞华教运动或兴权会就是种族主义。我也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包袱，反觉得其对文化的孕育和养护大有帮助。无论如何，被威权操弄的民族主义，绝对是足以反噬社会的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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