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天起在中国境内发起的“民主整风”以及1958年的大跃进，被视为是中国左倾的滥觞。这两项群众运动的发生除了有毛泽东个人树立领导权威、个人人格特质以及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精神之外，也包含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刺激的反应。
沈志华教授关注到“中国国内政治从集体领导越来越走向个人专断，这个过程如何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联系起来？”。台海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对于收复台湾，彻底终结国民党随时都在准备反攻大陆的决心；二方面是试探美国对于围堵中国的战争意愿到底有多高。因此形成了1954-1958年间中美关系的探问方式，“以打促谈”。
中苏关系因为联合建舰队以及长波电台事件发生了变化。苏联的建议碰触到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底线：国家主权妥协。毛泽东1958年批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盛怒与国内大跃进一系列的农产品丰收的奇迹所助长的大国崛起，即将超英赶美的的个人激情高涨有关。用现代的语言，即是大跃进开始的种种“奇迹”让毛泽东更有底气的扭转中国与苏联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而且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中国抗美援朝所取得的“胜利”，无形中也添加了毛泽东进一步试探美国的自信。
原来195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所奠定的争取和平发展，进行国内建设的方向，在这一系列的国内外局势变化中，发生了毛泽东“革命后革命”以及不断革命的左倾逆转。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施行现代化，不但要超英赶美，并且还要尽快进入共产主义，最终超越苏联。毛泽东所仰赖的非常手段，即是战时的大规模动员，维持高度的激情，并相信人定胜天的超越现实的革命情怀。
宁左勿右价值观
牛军教授阐释“左”及“极左”：“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以及运用与实际能力不符合的方式追求那些目标”，精确的描述了发生在60年代的革命后革命内政外交手段的基本思路。于此同时，一种宁左勿右的价值观被确立了：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
纵然1959-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所造成的农业严重欠收以及经济衰退，本来应该出现缓和以及务实的内政外交的政策改变，却被毛泽东解读为“国际上反华势力来势汹汹”而转移了目标。共产党内不乏批评大跃进而导致的毛泽东个人威信受到挑战，他把挑战者定性为右倾，并定调为阶级的生死斗争。为了回应毛泽东以为的国际反华势力的节节逼迫，除了发生在中印边疆的纠纷进一步升级，中共增大援助境外的共产革命运动，并强调武装斗争是民族民主革命获得胜利的必要手段。刘少奇在1962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世界的实现”可视为是中国革命外交的宣言。
随著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遏制中国”的军事行动升级，美军加大对于印度支那的军事干预，以及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中国的南方边疆的安全受到了重大挑战，中国加大了对于越共的军事援助，形成了援越抗美的一条战线。另一方面，除了直面英美支持印度在中印边疆的战争，中共推动印尼苏加诺政府在东南亚高举反美帝国主义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旗帜，发动（1963年-1965年）“粉碎马来西亚”（GayangMalaysia）的政治运动以及军事行动，形成了韩长青博士月前在马大学术演讲中，提到的另一条反美战线。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输出与中国在1962年号召把美国赶出东南亚的口号，形成了突破围堵中国的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