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科里，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即广泛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分析方法，来解读各类现象的趋势，如分析婚姻、家庭生活等。
这些基本假设与方法，包括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自利人，供给与需求关系、价格、成本效益、市场竞争、促进繁荣等。或许，有人会认为，宗教是心灵的事，怎么可以用这么世俗现实的假设与方法，来解读宗教？无疑，这样的质疑有其合理性；只是，看经济学家如何解读宗教，也无伤大雅，甚至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如供能产生需求的说法。
宗教现象，是人类自古以来，便已有的伴随之物；只要有人类社会，就免不了有宗教。之所以，原因多种多样，也因此产生了多样的宗教学分支，如宗教人类学侧重研究原始社会的宗教功能；现代宗教社会学侧重宗教的整合功能或思想控制；宗教心理学侧重心理过程，如信念、良知、意志、爱、利他主义、希望、无常所产生的焦虑作用等。
而1990年代兴起的宗教经济学或市场经济学，则从供需关系、生产与消费的角度，分析宗教产品，如各类宗教教义、仪式、活动；产品提供者（神职人员与宗教组织）及消费者（信众）的三角关系来解读宗教。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人很早便从功利实用的角度，来分析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如祈雨便是很功利的。或是认为，印度的兴都教徒不吃牛肉，与其农业文明有关，如农业需要牛来耕田，牛仅吃草可却生产牛奶，牛粪也可用来做肥料或燃料等，可说一身宝。
这些集多功能于一身，使得农业社会不得不珍惜牛，甚而用宗教方式把它制度化，终而形成圣牛崇拜。同理，王朝时代的中国也不吃壮牛，毕竟，这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实则，王朝中国，也禁止人民吃壮马，因马是保国卫民的战争工具，或交通工具。这都显示，有些宗教教义是具有功利价值的，而并不是单纯的心灵的事。
宗教也搞市场行销
当代经济宗教学用经济学工具解读宗教现象，则更为系统化，也提出一些新说法，如认为在有信仰自由的社会，宗教的兴衰取决于供给方的创新，也就是能否提供与时并进的新产品。此点，可从1970年代以来，新兴宗教的涌现中一窥究竟。这就产生了宗教推销也得搞市场行销，市场分割，寻找利基（Niche）等。
伸言之，没有一种宗教是万灵丹，可以满足所有类型消费者的需要，即便使用国家力量来强制一体适用（OneSizeFitAll），也不可能完全垄断信仰市场。在信仰自由国家，信仰的自由竞争，更会促进各类新产品的出现。不仅是欧美，即便在日本与台湾，或当前的中国，各类新兴宗教或外来宗教，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满足不同信众的胃口。
最近，读到台湾钟文荣的《拜拜经济学》（2014），便是用经济学工具，来分析台湾民间宗教。此书著重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宗教信仰的行为，分析何以台湾的民间宗教那么兴盛。书中强调，宗教是种产业、一种市场。这个产业化与市场化不仅见之于台湾，也见之于中国。实则，中国的产业化程度甚至比台湾还利害，如名庙古刹不但流行收门票，还兴起上市图钱的歪风。不仅少林寺，连五台山、九华山、法门寺等，也想有样学样地资本化。宗教、宫庙等已成了一门生意，而非单纯的信仰。就此点言，台湾反而被中国比下去，如台湾的庙宇尚不流行收门票。
根据本书，台湾有登记的宗教建筑物约1万5000，妈祖信徒也高达1400万人。当妈祖绕境时，可产生约40亿台币（约4.4亿令吉）的产值。（绕境指从本境进入其他庙宇巡游，而这巡游过程，可带动近百万信众参与，故商机庞大）；台湾人年均烧掉约130亿（约14亿令吉）的金银纸，而中元普度活动更是个200亿（约22亿令吉）的盛事。这种宗教活动，更是经济不景气时的刺激方案！这功能倒与选举异曲同工。
台湾信仰高度融和
作者还提到，台湾民间信仰具有高度的融和性（即包容性，如三教合一等）；强烈的地方色彩与人、神、鬼三界相通的特点。这点，也应适用于大马华人民间信仰。当然，台湾也有其特色如土地公（即福德正神，本为城隍爷的一个小官），因无所不在，任劳任怨，苦民之苦，也成了台湾人的财神。台湾人也称土地公为伯公，这也与大马一样。而称土地公为伯公，也有视其为家里长辈的亲切之称谓。按此书，台湾的客家人很流行拜伯公。
读此书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从中学到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如多元竞争可促进宗教创新，满足消费者多元需要；二，可借此了解民间宗教的习俗，如在农历新年为何要点功名灯（光明灯）、安太岁（每个人每12年会冲到太岁，如今年是羊年，便会冲到当值的凶神太岁），拜斗（礼斗，为道教的拜星仪式）；三为有关一些仪式的争议，如拜神明有无必要烧香、拜供品、偶像；这是个有关心诚则灵对借相修心的争议，这应是个信仰层次的事宜。
此外，也可读到作者对宗教信仰行为的一些价值判断，如神是人拜出来的；越穷越迷信；女信众比男信众更勇于捐献；灵力越大，信众越多，香火越盛的规模效应；信仰是种自利选择行为；做功德是种对今生来世的投资；做庙公（庙宇主管）需要懂十八般武艺，如基本宗教知识，小孩受惊吓，应如何收惊等心理医师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