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在吉隆坡一场讲座就谈到：民主最早讲究的是行政、司法及立法三权分立，后来出现第四权（新闻）言论自由，有感四权仍然不足，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一股力量去制衡和监督，那就是第五权社会运动、公民力量。五权制衡可让民主制度更趋向完善。
香港回归中国这十七年来，港人争取特首真普选呼声不断，但始终未能付诸实行。去年初，香港学者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子倡议，若当局迟未能将真普选付诸实现，将号召港人发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占中”）行动，达到争取2017年特首真普选目标。今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香港特首普选，惟候选人须由北京操控的提名委员会产生，形同设下筛选机制。9月28日，学联宣布“占中”行动正式启动，第二天这场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参与的理性和平集会即遭警方以胡椒喷雾、警棍、甚至向手无寸铁者乱射催泪弹而引爆，导致场面一度紧张。此举，一夜之间震惊全球，随即激起民愤，越来越多港人、团体自发加入罢课罢工行列和支持“占中”（外国媒体称之为“雨伞革命”），几天下来参与人数多达20万。这是谁也始料不及的。
当“占中”事件越演越烈，就不断有人质疑，为何当年英国没有给香港民主，回归中国后才争取民主？其实只要有一点历史常识都知道，我国与香港本是英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在绝大部分殖民地都实行行政制改革，逐步建立由当地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以达至独立（如我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地就在这段时间成为一个拥由自主权的新国家），那为什么唯独香港没有呢？据毛由来〈为何英国不给香港民主〉一文提及，他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翻阅有关1950至70年代初香港的档案时发现，当时的英国高层官员，一致认为若英国让香港人普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中国必定强烈不满，进而使中国决定提早收回香港。
中国坚拒香港民主自治
其中有两段记录最能够反映当时中国坚拒香港走向民主自治：
1）1958年1月30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访华的英国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时，希望Cantlie向当时的英国首相麦美伦（Harold MacMillan）转达以下说话：“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原文引自FCO40/327。此文件版权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所有。）
2）1960年10月29日，当时出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与香港工会代表访京团聚会时，批评当时美国人建议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并警告英方：“英国不会喜欢美国这个建议，是无容置疑的……美帝国主义者将永远不会成功。可是，若这个建议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时刻，我们将毫不犹疑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权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所有。）
所以，后来才有香港和记黄埔前董事总经理马世民（Simon Murray）在一次报章专访中这样说：“我们（英国人）五十年前就可以给予香港民主，但若然这样做，中国会爆发，甚至入侵香港，这是我们的忧虑。”
回归十七年，香港《南华早报》早前在Today's Poll（每日一投）的民调显示，如果有选择的话，91％香港人会投票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点解冇人问，何以香港回归第十七年，中共始终不得民心？自“占中”行动开始，当普通市民、学生、教师、工人、律师、医生、艺人、媒体、议员、少数族裔等人一起走出来，为自由民主、为真普选，抑或者为维护那份香港核心价值而抗争，让我想起了很多在华读书的亲身经历。
可能，它未必与其他留华生所见所闻相同，但如果你们看见我所看见的事，可能就会开始理解，为甚么我为香港上街了：记得有老师问过我，来了上海几年有甚么感想吗？我是这样回答：在中共政权下，他们可以做到“四不说”，即国家不说、媒体不说、学校不说、父母不说，学生就真的不知道了，就好像历史从未发生过，比如文革和六四；我曾经在上海博物馆内就目睹十多名公安逮捕一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夫妇和他们的小孩，无凭无据就被罪名“盗取国宝”；我曾经天天经过北京某国家机关大门前，看见那些从全国各地到来、带著冤案冤情的上访家属被拒于门外是何等悲愤绝望；曾经我在无锡沧浪亭结识某位中国书法家（已故），在其中一次通信中他这样写道：“文革带来最惨烈的伤痛是中国社会父不父，子不子，今天惦记著我的仍然是文革以前教过的学生，之后的学生不加害自己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曾经某同学跟我私下说：由于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已被组织部跟踪问话；曾经某友人的祖父富甲一方，被党划为“地主”，全部财产一律充公和迫害；曾经某友人的外祖父带著船队有去香港经历被党划为“X派”，整个家族几代人受尽苦难，直到七十年代末他们在家中找到一张外祖父在世时跟周恩来的合照，80年代初期才得以平反，他们家才准许参加高考，那张照片和文件我都看过，等等。
著名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最近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中就这么说：“儒家是看重人的价值，这和普世价值是相同的，像孔子讲“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最重要的人权依据，所以清末儒家率先引进西方的民主是非常合理的，而儒家思想也是现代中国追求民主、自由很重要的根源……中共只对制度性儒家那一层面有兴趣，三纲五常，不能犯上作乱，但是中共一定无法接受儒家批评皇帝那一套，他们肯定不会要孟子，儒家到了中共手上一再曲解利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对中华文化是没有创新的，更不要说过去造成的破坏。”
不明白爱国的真正意义
对我而言，最可怕不是那些被标签为有外来势力、拿美国资助、要分裂华人社会的反华份子，更不是那些没有中国经历、不懂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中国体制下所带来的浩劫却比党员还忠诚的“热爱祖国”人士，而是在中国，我看见他们的祖辈、父辈是该政权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到了这一代他们还要拥护自己去成为他们；在我国，我看见更多的他们，在本地支持Bersih运动，渴望争取公平公正的选举，投国阵政府不信任票，但一旦回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变成中国人“党国不分”，即分不清爱护中华文化与爱护中共政权是两件事。当然，对一些商人来说，爱人民币更为重要。
咁“占中”关你咩事？那些对“占中”或一向对参与社运充满指责的朋友，如果无法感受港人为何争取自由民主、争取真普选和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的那份决心，可以试问我国华社，为何跟国阵政府抗争数十年，不断诉求、身陷囹圄依然要捍卫华文教育？或许就能身同感受。近十多年来，我国和香港一样都同样面对无论是行政、司法、立法、新闻自由等的日渐收窄，而我们在香港“占中”之前已走过308、709、428、505，身处马来西亚的我们本应最能体会暴政之苦。香港回归第十七年，港人无路可诉，单单是争取真普选这样的民主诉求就遭到长期得漠视，政府不愿意与人民对话，警方以暴力镇压人民和平集会，甚至纵容黑帮对和平集会者进行种种施暴，才促成“占中”坚定壮大，更让香港人在大事大非前看见人生除了追逐经济，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占中”这场社会运动，不论成败都可为我国在争取干净选举带来借鉴，也让我们看到公民力量可以如何推动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