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一些学者眼中，大马华人研究的重大课题差不多已经解决完毕，对过去一些研究视角的反思中，甚至对华人研究的走向都产生了一些疑问。其实大马各个区域的华人社会千差万别，现有的研究远远不够。无论是从研究题目，抑或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没能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更遑论建立大马华人的本土派。
与其他关注当下的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更多是立足过去来关照现在，在揭示大马华人社会的历史发展演变的问题上，更能提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由于大马没有华文历史学的教育，相应的中文来撰写的具有历史学意义的著作也寥寥可数。不过，这个局面会逐渐被改变。原因就在于笔者看到了郑名烈所撰《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一书（一下简称《史略》）。作者自2008年涉足学术领域，并且以华人地方社群做为研究对象，在2011年完成《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传承与发展》的学位论文之后，又在2013年完成了《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这是作者第三本著作。我在大马和作者多有过从，书中的一些议题也做了很多交流。通读该书之后，有以下几个感受。
华人研究本身并不是学科，只是研究领域，从来没有一个学科能将之包揽。以学科定位来说，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等等学科都可以在大马华人研究中找到题目，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从而为大马华人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从事大马华人研究，所著重的不仅是研究什么内容，而且更要重视用什么学科的理论来分析。方法不对，再好的材料所研究出来的结果也必然大打折扣的，这已经被事实证明。
现有的大马华人区域研究多集中于槟城、马六甲、柔佛新山等地，近来对霹雳华人的研究也开始增多。相比之下，过去对吉隆坡华人的研究貌似已题无剩义，所以新近研究较少。显然这是和学者对史料的挖掘以及分析使用用力不够有关。早年南来华人文化不高，没保存史料的意识，因此史料数量有限。比方说一间会馆有百年历史，但最早的会议记录却只有五十年历史，前五十年的历史空白要如何填补？在这种条件下，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吉隆坡华人史虽研究已很多，但从一个华人社群的角度来研究，还并未多见，尤其是选择籍贯为一个县的社群更是首次。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了吉隆坡永春人、永春会馆，以及永春人在吉隆坡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南来永春人乡里的分析，尤其精彩。比如他认为“永春县虽是内陆县，唯桃溪可直达泉州港，因而桃溪经过的东半部，出洋人口远超过高山峻岭盘踞的西半部。”这一结论是和作者对福建永春县行政区划的熟知密不可分。因为研究华人史，如果对中国华南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一知半解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史研究有“四把钥匙”之说，即“官制、年代学、版本目录学、历史地理”，其实类似的治学精神在大马华人史也依然适用。（限于篇幅不能阐述）对本书来说，如果作者没有去过中国福建省的永春县做田调，如果作者对吉隆坡地理一无所知，该书也不可能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当然，这和作者现在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也有密切关系。
《史略》一书体系完整。作者首先分析永春人移居马来西亚之社会背景与迁徙之历史动因，而后阐述吉隆坡华人社群与永春社群的形成，以及永春会馆的创设，紧接著分析吉隆坡永春社群组成结构及经济领域的发展与重要成就，以及吉隆坡永春人参与社会的建设与贡献，吉隆坡永春社群的人文建设等方面。前两部分建构了吉隆坡永春人社群的形成和演变历史，后三部分论述了历史上永春人社群的经济结构和参与社会、人文建设，也兼顾了现代吉隆坡永春人的活动。从而做到了时间为“经”，现代是“纬”，经纬结合，纵横贯穿的效果。
突显永春人历史脉络
通论性的大马华人史研究在前辈学者手里已经完成，而在21世纪，则要进入个案研究的深度挖掘。诚如作者所言，《史略》就是要“凸出永春人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脉络，从历史的视角诠释了吉隆坡永春人，显示出永春人历史记忆之内容。”所谓“历史脉络”，就是指吉隆坡永春人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和变迁，尤其是著重要指出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吉隆坡永春人才形成如今的模样。作者首先分析了在19世纪末期以来华人南来的历史浪潮，随后点明这一浪潮中的永春人通过经商和种植业在吉隆坡立足，又利用树胶业崛起。二战前利用吉隆坡永春会馆来团结同乡，二战后则又通过家族会组织凝聚宗族力量。历史线索非常清楚。作者得出结论：“吉隆坡永春社群透过血缘的纽带发展到业缘的纽带，秉持刻苦耐劳的精神，从经营小买卖、拓荒到橡胶种植业取得成功，再逐步涉足其他行业。”虽然这是吉隆坡永春人的个案研究，但却对认识其他地域华人社群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欧美汉学研究领域，区域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题角度，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地点都无法代表整个中国。其实这个选题角度在欧美的史学领域广为存在。相比之下，对大马华人社会的区域研究，也仅仅如上所述集中在几个主要的点上。而对华人社群的研究，也多数仅仅缩小到方言社群上，比如陈剑虹对槟城潮州人的研究就是代表。对雪兰莪和东海岸的潮州人研究，华研也正在进行中。而对籍贯为一个县的华人社群的研究，《史略》就开了一个好头。该书的意义不仅是解决了吉隆坡永春人社群的一个个案研究，更重要的是，该书在“大马华社→雪兰莪华社→吉隆坡华社→吉隆坡福建人→吉隆坡永春人”这些事实清楚的“差序格局”面前，建构了对县级籍贯社群的研究经验。这一探索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好在作者本身就是籍贯永春，在方言方面没有沟通的阻碍，并获得了会馆的大力支持，取得研究材料也非常便利，再加上历史学的训练，才最终促成本书的问世。当然，作者是在对永春扬美郑氏宗族的研究中找到认识华人宗族的切入点，从对武吉巴西的研究中，找到区域华人社会形成历史的个案经验。正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在分析相关论题时才能做到深入细致。所以说相关学术积累非常重要，而这和作者自己没有止步于资料汇编，不断地进行学术探索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获得对吉隆坡永春人社群的历史变迁的一般认识之后，感觉对该书的方法论的反思应该是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本土学者如何应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竞争，《史略》所带给我们的启发也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