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家人送我到加基公华小学读一年级，到了下半年，便时时听人谈到日本要南进的消息。到了11月底战争的阴影似乎越来越近。靠近玻州首府加央到南方的路段，英军挖了几个战壕，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印度兵团，使人有战云密布之感。再过一个月，有一天突然有一架低飞的日本飞机越过天空。不知道怎的，人们都在说日本打进来了。大家都在抢购粮食，开始逃难。姐姐拉著我跟著人群逃到山后的一个隐密处。大家都惊惶失措，仿佛大难临头。
日本于1937年大举侵略中国。南洋各地的华人，都参与了由陈嘉庚领导的筹赈会，不断的捐款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早已把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视为眼中钉。因此侵占新马之后，在汉奸的指引下，将数以千计万计的华人集体被枪杀，血流成河。日本到底杀害了多少华人呢？
战后日本战犯在新加坡法庭受审时，揭发了，日本军政府除对华人大肆滥杀外，还召集了华人领袖组织华侨协会，强迫华人社会向日本政府缴交奉纳金5000万。马来人及印度人则无需缴交奉纳金。
日本统治时期
2000年，我担任中华大会堂执行总秘书，曾与一位理事受命到东京向日本政府要求归还奉纳金。我们在日本爱好和平的友人高岛教授邀请前往日本的。日本外交部东南亚司曾接见我们。他对我们说，日本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战争问题经已解决。我力辩，政府与政府间确实已经解决，但那笔钱是从华人手中拿去的，应该还给华人社会。就算不能将5000万奉纳金加上利息奉还给华人社会，至少应该设立一个奖学金，让华人学子受惠，结果不得要领。
那一趟到日本交涉奉纳金问题，我也发现日本社会除了顽固的右翼分子对战争罪行，死不道歉之外，招待我们的日本朋友都是和平的爱好者，都是反对好战的军国主义者。
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从哥打巴鲁和泰国的宋卡登陆，向吉打进军，英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守新加坡，日军继续进击。到了1942年2月24日，英军终于战败，英军司令白斯华将军，只好拿著白旗，向日军司令山下奉文投降。
日本占领新马之后，锡业与树胶业全部停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新马两地原本米粮不足，再加上各种工商活动受到破坏。为了温饱，许多人都搬迁到森林的边缘从事种植工作，以解决粮食问题。因食粮不足，有些人不得以粥水或树薯等杂粮度日，凡是入口的物资如：布料、胶轮、医药、汽油等完全断市。
在日本占领期间，海路不通，入口的物品奇缺，我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再补的，只有在农历新年才把仅有的新衣服穿在身上。
每逢有命令下达，店铺都会挂上白底大红点的日本旗。日本军政府打著漂亮的口号，高举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是侵占整个东南亚之后，却看不到共荣的迹象，反之使整个被占领地区的人民都陷入灾难重重的困境，在日本铁蹄暴政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同时还要推行日本化，学校设日语班。每逢上课，师生都必须向东对日本天皇鞠躬致敬。地名街名也加以日本化。槟城易名为彼南岛，新加坡改为昭南岛。
日本投降了
日本占据新马之后就以最残酷的手段杀害华人。因为华侨曾经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新加坡死于日军枪下的华人不计其数，在半岛各地，凡是筹赈的成员或其他被视为抗日分子的人都遭到杀害。巫印民族则受到宽待。日本政府仇视华人，杀害华人，引起华侨社会恐慌与怨恨。在这个时期，马共站在抗日的最前方，号召华人转入地下，走进森林，参加马共掌控的抗日军。换句话说，在日军高压之下掀起的华人民族主义便与马共结为一体，携手抗日。
日本宣布投降，使全世界反侵略的人们欣喜若狂。在加基武吉这个小镇里，人人不约而同走上街头，民情沸沸扬扬，讯息与谣言千丝万缕，谁也分不出那些是谣言，那些是事实，总之人人都在欢悦中说个不停。年方十岁的我，当然没有参与大人谈话的资格，不过听著种种传闻，感到非常的兴奋。再过两三天就有人谈到复仇，因为在日本统治时，不少华人被陷害，华人社会对于那些充当鹰犬的汉奸，早已恨之入骨，小镇上有一小撮人冲去把一位警长抓了活埋，随后不断传来汉奸走狗被杀死，吊死刺死或枪毙的消息。社会纪律、秩序、法律已不复存在，人民畅所欲为。
英军到了1945年9月底才陆续登陆，就在社会混乱期间，抗日军擒拿汉奸走狗，加以刺死或枪毙，据知在哪一段时间内，抗日军大约处死了两千多人，华人社会普遍认为，那些汉奸都是罪有应得的。不过除了华人之外，曾在日本政府工作的马来公务员也受到抗日军的对付。马来社会不认同抗日军的行动，因此在许多地方引起反抗，他们认为这些人只是执行日本政府的任务，不该受到如此的对付；这种矛盾在一些地区更引起了种族紧张和械斗。从抗日军下山到英殖民政府再度执行管治任务的一段时间内，复仇的火焰，不断的在各地燃烧。到了1945年年底，英殖民地政府与马共达致协议，解散人民抗日军。队员放下武器，获得一笔恩俸金，解甲归田。
（第二篇）
（编按：文化工作者赖观福博士即将出版新著《回首历史往事》，细数大马时政文化风云及个人点滴。作者交本报预先刊载，限于篇幅，每期仅摘录部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