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标示的三个关键词，乍看之下像是风、马、牛。但对某些有识之士来说，尤其是殖民地政府，那是洪门或天地会的代名词。其实它们象征了三大类秘密帮会，傍及少许变异的、小型的会社。它们在海峡殖民地的历史舞台上，有先后之序，也有同步存活的时代。
记得在1980年代，我曾著文提出过华人会党不同质之论调。换言之，在殖民地时代，至少有两大类型秘密会社同时在活动：以意识形态（反清）和牟利（不反清也不复明）主导的。现以此为蓝本，我把该时段的秘密结社来个“再概念化”。首先我试把会社的组织纲领和行动切分开来，然后视察两者的一致性，或实践程度。分析结果是，言行一致的大概仅是一些零星的小型会社；两者不一致的，却又具有影响力的，可分成三大类：反清复明、反清不复明、既不复明又不反清。
在海峡殖民地，义士是指在中国国内起义失败后，南来避难的天地会成员。他们在殖民地的活动时期涵盖1800年至1881年，此乃根据新加坡社公庙73位义士的生命表而推测出来的。他日若有文物出土，如那批还埋藏在新山绵裕亭的义士禄位，则他们的活动时期可能更长。
语群、行业、帮会的结丛
一个移民铁律是，飘洋过海，适者生存。这些南渡的义士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也不会因起义失败而放弃革命意志。可预期的是老骥伏枥后，便会以其他方式卷土重来。所测到的一个方式是借壳上市，甚至借壳还魂。那个壳就是本地的各类庙宇、会馆、职工会（基尔特）等。尤其是职工会，如海山公司、义福公司，领袖层中不少是义士。也有另起炉灶的，如开设武馆收徒，以便支援他日国内起义活动。在腰凭（会员证）上除了志明“会馆”的，其余的“馆”所指的应是武术馆，例如出现在所有文献的“义福馆”、“松柏馆”等便是。
早期羁留在殖民地的华侨，由于语言上的差异，很自然的便产生了一种方言群与行业的关联。在旧日的传统行业里，有不少工作是需聘用操同样方言的人的，如中药店、木铺水喉、进出口贸易、汇兑、借贷、餐饮业等等。以学徒实例证明了这种行业与方言的关联性的，太平民俗学者李永球似是第一位。学徒制导出了一点：除了日常言谈外，更重要的是每一方言是一种次文化，是一个小传统，它就暗喻著信任或同乡关系。在早期的殖民地，由于人口稀少，事浮于人，兢争不激烈，各方言群还可各就各业，共生共存，相安无事。
不过，在1843年清政府被逼开放五口通商，多国的外商便把握时机，把中国劳工输出到世界各地。斯时，闽粤劳工输入海峡殖民地的也与年暴涨，在当地便有至少三家大型的苦力公司在运作，全由华侨开办。人口结构也相应掀起了巨大的变化，年青力壮的男性最旺；他们大多数被运送到马来亚的荒野地带从事开垦、开矿的工作。这种史无前例的人流和聚散，却强化了原有的方言群格局，从而也牢固了方言群／行业的结丛。在南马开垦港脚、种植甘密、胡椒的多是潮州人，北、中马（太平、怡保、吉隆坡）的锡矿开采者多是客籍人士。
若要把这庞大的人流和聚散给予有效的管理，且方言群要坚决保持行业的垄断利益，那批义士们的动员能力和武功训练是不可或缺的。原来二合一的结丛，遂逐步发展成方言群/行业/会党的三合一的生态。在南洋的移民社会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社经发展方向。在麦礼谦所研究的北美华工里，就没这种现象；那是因为移到北美的华工，其间方言的差异微不足道。
革命会与义兴公司
时不我予，当1890年殖民政府全面查禁所谓危险会社时，这批尚期望有朝一日回国起义的义士，也几乎已驾鹤西归或老成凋谢了。各类公司的领导人便被本地人按步接班。这种交替，不但象征著权力的转移，也像征著革命意识的逐渐被经济利益所取代。
从1800到1881／1890年，可以说是南来的义士在本地最风光的岁月。但由于1850年后至1870年代，他们极度参与本地的苦力、开垦、行业垄断的活动，原来的借壳策略遂渐给淡忘了：从初期（1800-1840）的积极反清复明转变成为中期（1840-1850）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到后期（1850-1890）全神贯注于贸易与牟利。换言之，不是所有采用天地会组织纲领的，都时时在反清复明，也有反清不复明的阶段。
义兴公司应自1800年活跃到1916年在新山被完全封禁为止，长达116年。前40年由义士借壳把舵时，公司的反清复明的意识尚犹在。
后来，具有鲜明反清意识的会社，恐怕要算孙中山所设立的各类秘密结社了；它们在英殖民地活跃于1901到1912清朝灭亡时。和洪门致公堂或天地会有著密切关系的应是同盟会，和其前卫组织中和会，和更早（1894）便在檀香山设立的兴中会。两位在海峡殖民地的创会者分别为孙中山（1906／07）和尤列（1901），他俩曾是洪门致公堂的海外堂主。有关他们在当时新、马的帮会活动，颜清湟和崔贵强志之甚详，此出略去。
民国建立后，天地会在新、马的影响力便逐趋式微。不过，在新加坡的义兴公司，作为一个总商会，必忙于调协三合一所带来的冲突。新加坡毕竟还是一个商贸城市，三合一的冲突必是此落彼起，层出不穷。义兴公司最终也于1890年被政府查封。在新山的义兴公司却在同时期（1844-1916），甚至过后，仍然积极地在新山从事采矿、种植的活动。开工依始时的义兴公司，也号称拥有4千多人，当时在新加坡的华人人口也不过2万多人，那在新山的几乎都是“义兴人”了。他们因生计而不热衷于革命事业是不难了解的。
大家想知道的是：本地的义兴公司既披洪衣，不也是天地会的一份子吗？天地（三合）会和同盟会老大之一的冯自由（1882-1958）曾很失望的说过，义兴不够意思：“同盟会历年运动，向以南洋为大本营，独不能得义兴会之助，故谓南洋洪门团体与革命无关，亦无不可。”这也许就反射出中和会和同盟会的努力成果，却因义兴公司的重利不重义而大打折扣。
不过，亦有谓在当时曾有由底层阶级所组成的一些类似天地会的组织，因向往革命而捐过钱的。这些零星的秘密组织，是可能出现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由于它们的活动不成气候，就不包含在这个主题内了。
接下来的最后一篇，将会谈论多方言的新加坡义兴公司，和单方言的新山义兴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