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和文学创作上的朋友聊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出版状况。席间，多以台湾出版现状作为参考与反思，分析在地马华文学的虚弱与市场的狭小。主要导因还是马华文学的读者稀稀落落，看书的人少了，买书的人当然少。当然，书店少也是一个因素，这里暂且不论。
赔钱货
若以数字来做读者量统计，大马总人口3000万人，华人占24%，所以约有720万的可能读者。但是台湾2300万人几乎都可能是读者，是大马的3.19倍。所以台湾出版品一刷1000本，在马就只能一刷319本了。
这样的运算逻辑套用在实际出版状况还蛮准确的。例如，友人的第一本散文集去年在马出版，100本当做版税收入，另以折扣价买回200本，自己推销了250本。而出版社在近期结算还剩下470本，不计算作者的300本，所以保守估计卖掉230本。
而且还要“在脸书写“自荐打书文”，和脸友，友人约在某某地点把书送过去，或者，你何时在家，我亲自送。一定要“恬不知耻”的，一而再，再而三，现场收钱。在笔记本记录，老同学说要一本预留给他等他回国再拿；在哥哥的kopitiam放了几本，托侄儿帮我问问有谁要；文具店老板娘很贴心的把寄卖的书包起来看起来美美的；脸友热心的又多拿了5本；留台同学会会所有5本；快30年不见的小学同学3本。”（杨邦尼《一本书的出卖》）由此可见，马华文学的市场极度有限。
若出版社真的以250本作为标准印刷量，就算卖完也无法抵消制作成本—纸张、模版、编辑费、印刷、运费等—，根本是赔本生意。若敢敢印个1000本，恐怕倾销还没人要，最后就得当废纸卖。所以，在地马华文学书籍摆脱不了赔钱的困境，这是事实，谁还敢做马华作家的大梦。
写作为副业
或许由书籍销量来切入马华文学状况显得有点市侩，但一个作家的养成除了个人的创作力，还得包括他的经济条件，如何去抵消创作生活中的种种开销，如吃饭、买书、旅游。有者创作长篇小说，就算还剩下最后一个章节，他的成就都等于零。在这么漫长的创作时间，当然需要一个衣食无缺的状态才能完成巨著。
所以，我国的华文作家都有一个正职，下班后才提笔书写，或者变相为文学奖写手，为著优渥奖金而写，被视为“文学奖奖金猎人”，在台湾已是一种现象。
另外一种收入来源就是接案子，做个Freelancer。有者接了好几个平媒的专栏或者采访工作，有者写电视剧本，有者做翻译，有者客串演出。这些文艺青年为了持续写作，也为了生活，不得不在各种可能的发表园地占个位子，每个月便有固定收入。然而，一篇仅仅60元马币的稿费，要写30篇才有1800元，扣除房租、油钱、保险费、水电费、网路费、三餐，所剩无几。而且还必须每天写一篇，除非生活很有规律、严以律己的创作者，才能分配好时间来写自己的作品。
一个很好的例子，九把刀出道时，奉守每天5000字的写作量，在短短几年内达成每个月出版一本书的目标，攻占书局的书架，变成青少年最爱阅读的畅销书。
马华作家除了得面对高于其他地域的创作者的现实考验，还有就是对纯文学创作有一种迷思，认为提升文学造诣一定得靠写几本纯文学著作。
纯文学迷思
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来界定什么是纯文学，最普遍的定义就是把纯文学与工具书和大众文学做比较，就美学与商业文化上的不同要求做区分。
纯文学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不断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对于这个“虚无缥缈”的世界的描绘，是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共同工作与追寻目标。
在商业利益考量上，纯文学当然不比大众文学来的卖座，偶尔遇到“叫好又卖座”的纯文学著作，也还是比不上一本《穷爸爸富爸爸》或大众言情小说的销量。在这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下，在地马华作家若依然坚持写作与出版纯文学书，无疑是自寻死路。
然而文学即为一种理想的表现，既然选择了文学创作，当然渴望提升自我内在的精神面。为了避免无以为继，作家们必须“抛头露面”，到校园、商场办演讲与发表会，在网路与平面媒体上建立人气与粉丝团，以推销这些书籍。
有者寻求境外出版机会，把著作版权卖给比较有规模或对纯文学出版较有企划能力的出版社，例如黎紫书的《简写》与曾翎龙的《在逃诗人》，在马来西亚与台湾两地出版简体和繁体版。两人在名气与人气上各有千秋，但是同样一本著作，台湾的销量肯定优于马来西亚。
而早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旅台马华作家，已经是当地几个出版社的签约作家，作品不乏出版机会，也累积了固定读者群。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靠教书养家，写作一样是副业，除非退休才能全心全意写作。
出版形态与机会
到底，台湾出版社也不是来者不拒，作家苦心完成的作品还是要以卖不卖钱为优先考量，然后才是其文学与研究价值。
目前出版社采取两种出版形态，其一是预估市场量先印刷1000到2000本，再视市场反应做再刷（再印）；其二是Print On Demand，依照读者订书量来印刷。两者各有优缺点，然而肯定的是后者最不可能有库存的问题，不仅环保也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如需要搬运与销毁滞销的书籍。
出版社不只是要把书印好，还要思虑怎么把书介绍给读者，不放过各种可能的读者。在商品（书籍）行销上，大马出版社显然比台湾、中国等中文国家的来得逊色，所以马华作家们不得不自己出来卖书，也是一种吊诡的现象。另外，新书介绍与书评也可以推波助澜。在一本新书还未推出市场之前，出版社就已经邀请文学界或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作家撰文推荐。往往是新书推出当周，报刊杂志就会刊登该书评论，藉以拉高买气。
也正因为书评逐渐变成一种“宣传文”，不论是不是我认同的学者专家，写的都是吹捧的场面话。许多年以前，台湾书评就是这副光景，作家群之内相继出书，今天我捧你明天你捧我，讲实话说不好的反而被唾弃。然后，这种吹捧文化也传到马来西亚，我就不知道每一本著作都可以是好书，每一个马华作家都是名家？！
甚至，有马华作家邀请我写推荐序，我行文褒中带贬，于是被该位作家偷偷拿走贬词。作家在追求纯文学的理想与精神的同时，却得因为市场因素等现实考量，删去推荐文里中肯的建议或批判，就像品管不过关的商品，还是要昧著良心推销出去。这种状态与心态有可怜也有可恨之处。
马华作家若要坚持自己的艺术（文学）理想，不是著眼于出版销售量、名气与人气，而是一个作家的气节如何影响一代人的想法，启发后来者，并给予无比限量的希望。若只是借此沽名钓誉，倒不如从政，做个车大炮抢镜头的政客；或做一个奸商，买下报纸头版打响自己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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