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技术的进步，随著相机与手机的普及，拍照打卡几乎成为全民运动。网路上的照片，运用对焦、亮度、特殊效果等功能，每张都有一定的水准，我喜欢浏览满是风景、静物的相簿，仿佛一趟心灵旅行，顺手写下许多断章。我也喜欢阅读facebook上许多学长姊、学弟妹与朋友贴的亲子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或对话记录著孩子的成长，是身为父母为孩子留下最宝贵的回忆。珍爱之情搭配一、二张照片，成为最令人感动的文字。
早些时候，摄影传入晚清中国，为许多遗老在游园之际留下身影。他们避居沪滨、青岛或津沽，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宴集之后，一张张毫无表情面孔就留存在报刊中，那是帝制时代最后残影，如一抹夕阳将逝。更早以前，西方传教士或记者经过通商口岸来到帝国晚期的土地上，以黑白相片留下时间的刻痕，无论是榻上吸食鸦片的人、死刑犯身首异处、船上疑惑表情的渔夫、穿著齐整的官员与其妻妾，或是城墙、官道、庙会、牲畜等风景，在百年后的今日看来，仍觉栩栩如生。
有阵子我沈迷观看这些老照片，甚至老房子的照片，时间仿佛改变一切，然而那些脸上疑惑、畏惧的表情，至今仍在脑海中。老一辈说睡觉时不能拍照，也不要拍太多照片，如同在旧时代的耳语，担心灵魂因此受损之类的。由于拍照并不上相，大学毕业后，拍照就多以风景为主，游览之余有几张独照与合照即可，更想将那些风景与动心时刻保留下来。有数位相机之后，往往拍一场聚会，有店家的角落、朋友交谈的侧影，却少有我的身影，愈是容易取得的影像，反而愈乏滋味。
那种改变，大概是年过二十五岁之后，仿佛所有读过的字句在性格中脉动，呼应著日渐宽广的身躯。于是，放慢品尝的速度，放慢行走的脚步，唯一不变的是看书的速度，但重看的次数变多。很长一段时间，我使用不能上网的手机，朋友戏称为智障型手机，那使我不至于在大众运输工具上低头，可以看看街景，不至于在骑楼、人行道上低头，可以记下巷弄间墙头伸出的花枝或有意味的春联，甚至注意到路旁施工改变的场景。
两代眼光大不同
网路上有张图，一人面墙而站，一人站在堆叠起来的书本上看见墙外的风景，这是一幅有关知识拓展视野的比喻，在教育普及的当下，世代间的隔阂也由于媒介而拉大距离。虽然车上多数的长辈也手指滑动智慧型手机，在餐厅可以看见手忙脚乱掏出手机接听、大声讲话到四周侧目的婆婆妈妈，然而他们仍是仅只于使用某些功能，并不以此接收资讯。老一辈的人只看电视与报纸，而年轻一辈透过网路与智慧型手机，讯息迅速接收与容易传递，许多消息便不容易被屏蔽。
台湾近一个月以来最大的新闻就是学运，陈方隅说：“学运出现就是民主受伤的结果，以及一种年轻世代试图进行的疗愈行为。”这次的学运正是呈现新旧世代间对许多事件的看法。新闻媒体报导的许多状况，在数分钟后就有“破解”或“澄清”，尤其新闻造假或政客说谎更容易在第一时间被纠正，甚至今昔对比的打脸文比比皆是。
这是很大改变，对新世代而言，谁握有权力，就是站在墙一方，势必要受严格监督或检验，老一辈世界只有政党对立，但新世代眼光所见有各种可能，超越政党，追求公义是唯一不变方向。知识领新世代看到更宽广世界，关怀面向更广，不再定睛于自己身上，使人得以判断，不受煽动。可贵的是，这些新血一直都在学习，在每次的冲撞中、在不同的议题中继续关注、阅读与精进，难免有跌跌撞撞不成熟之处，但比起僵化的指责，年轻的每一步都有无限的可能。
因为时间证明，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凭空得来。无论是自由、平等权利甚至不再歧视的对待，往往是某些人以生命冲撞改变的。导演杨雅?说：“如果你信仰的是某个人，那就注定要幻灭，可是如果你信仰的是一个概念，你来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要公平、要正义、要自由，那个东西不太可能幻灭。只要是人才会幻灭。”上一代的造神运动导致更多失望，新世代并不崇拜英雄，新旧二世代之间由于这场学运，冲击出更多差异与争论，这样的情况在未来只会愈来愈明显。这对我亦是警醒，回顾十多年来定位认同的历程，回首对学术的态度，有些在调整、在改变，但有些却是深信不疑的。
我很喜欢郑明河〈寂静之旅〉所写：“由一个分类、一个标签，到另一个分类、另一个标签，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拒绝：拒绝成为一个可被融合的元素；拒绝让名称在过渡中达致稳定下来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拒绝视命名过程为理所当然。”在今日，这段话仍然不断启发我，分类既是粗暴，定义时常改变，记得时时打破中心，改变才是最大的力量，永远不要成为死水，做人、做学问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