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是我国历史极重要的年代。这时期我国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演变，华马两族同时经历了转折性的变化：马华社会的“新型社会运动”（马共）的崛起及其扮领衔主角之一的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使我国走上“民主民族”的道路；其间形成的华人爱国主义思潮，为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第一次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基础。另一边厢，马来社会的民族主义破封建之外壳而出，登上历史舞台，把这块殖民地带向独立的轨道，并为两大民族联手抗英铺垫了前提。简言之，华、马两大民族来到了第一次并肩汇合的交合点。
（一）马来民族主义起源的背景
众所周知。马来民族主义诞生于1938年（一说1937年）。其原因有来自国内外社会经济的以及思想的原因。
（1）封建时期的农民运动与近代民族主义
进入正题之前，先提一提社会发展的一个命题：文化、政治、教育是构建在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经济总是整层建筑演变的先行或根本因素。毫无疑问，马来民族主义崛起的基本原因也毫无例外地是社会经济的。
今天从市面上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这方面的历史书，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有意无意的忽视或否定这个命题，以致它们给人们勾勒出扭曲了的历史景象，甚至是颠倒了的假象。
马六甲王朝的马来苏丹制封建王朝小而分散，在王朝被消灭之后，在葡萄牙、荷兰、英国帝国主义连续数百年的压迫之下，它的形态依然故我，发展的步伐显得格外缓慢。期间，马来农民战争连绵不断（至20世纪初仍发生了若干的农民战争），但是，无法也无可能改变王朝小而分散及步伐缓慢的事实。
及至20世纪初页，某种形式（程度）的马来资本主义的萌芽，才催生了比较完整意义的马来民族主义，马来民族才开始改变其历史轨迹和面貌。按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之前已经存在，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出现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
（2）社会经济
回到正题。笔者手头不完整的资料显示，马来民族具有商品交换性质的手工业（表现在人工挖掘锡米与交换等）在19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海峡殖民地（特别是新加坡）的马来民族上层与阿拉伯国家有频繁不断的贸易来往，形成贵族官僚精英阶级，也是马来民族主义诞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殖民地繁荣的胶锡经济及交通、电讯迅猛发展的刺激，马来民族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本文重点考察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这个时期中，第一家具规模的马来民族主义媒体《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出现了；嗣后若干规模不一的马来媒体，如《议会》（《Majlis》）、《好友》（《Saudara》）、《领导者》（《Al-Imam》）、《教育者》（《Pengasuh》）、《马来协会》（《Lembaga Malaya》），以及《马来亚新闻》（《Warta Malaya》）（后者是日本侵略者出资$18,00由马来民族主义这所创立）等，这些媒体宣扬的直接间接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同时也是构成民族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种形式。
此外，根据Insun Sony Mustapha回忆其父穆斯达法生平的书籍《慕斯达法—一位马来民族主义战士》（吉隆坡语文出版社，1990）述及1930年代前后马来人的职业的多样性，计有理发师、裁缝师、书店店主、小园主、菜园主。其次，该书记述了作者父辈或祖辈从事的养羊业、拥有印族雇工开割的橡胶园、将其高脚楼住家下方空间辟为小商店、学习制造肥皂等等经济生活现象。由此可见，当时马来族的商业活动相当的繁茂和多样化，马来民族除了从事外贸的富有的精英阶级外，中小工商业者已经形成。
再次，1930年代英殖民主义者进行所谓“下放权力”计划，原意在于制造“有知识”的马来农渔民，用以安抚马来民族的反殖情绪，却因此反而增添了不满英殖民统治的中低级知识分子（公务员）。前文提到的慕斯达法（马来青年同盟副主席）就是其中毕业于吉隆坡农业技术学校（原沙登农业学院亦即今日博特拉大学的前身）的农业技术员，就是一例。
马来民族主义就是这些业者与知识分子，按自己不同的社会地位提出的对社会发展的看法与诉求。如果不考察这些事实，就无法理解马来民族主义的特点与性质，对今天的种族主义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3）思潮的辐射
思想影响有两方面：外来的与本土的。
先说外来的，这主要来自以苏加诺（Sukarno）为代表的印尼民族主义思潮的辐射。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比马来民族主义更早，其内涵也更为明确和全面（这无疑与印尼当年工商社会的发展相适应）。1928年，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国民党（Parti Nasional Indonesia，PNI）提出旗帜鲜明的目标：建立一个自由、独立、与拥有充分自主权的国家，印尼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印尼民族主义分子以及民族主义书刊，在我国广泛传播，来自对海的令人兴奋的新闻与理论，极大地启发和激励正在探索自己出路的马来民族主义战士。
1920年代由英政府创立的霹雳丹戎马林苏丹伊德里斯教师学院（Sultan Idris Teacher College，SITC，即今日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University Pendidikan Sultan Idris，UPSI的前身）），是马来民族主义的诞生地与宣传中心。马来青年同盟（KMM）创党领袖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cob）当年即在此求学。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民族主义者直接加入印尼国民党为党员，并出版民族主义报刊，积极唤醒马来民族，四出活动，招揽同声和鸣的同志。
史书将中国民主先行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印度国大党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等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列为我国外来影响得因素。但一个尤为重要却为人所忽略的事实是，中国辛亥革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对周围国家、特别是印尼的苏加诺的影响尤大。苏加诺提倡的“NASAKOM”（纳沙共，即Nasionalisme、Agama、Komunisme（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的缩略语，实际上是模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即“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产物））。因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型塑了苏加诺“纳沙共主义”，后者转而成了马来民族主义思潮诞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从这点看，华、马民族主义是同源的，是反殖战线上互相连接的“天然”战友。反观今天的情况，不论是民主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因英殖民者分而治之的误导，华人却被扭曲为反马来民族主义的“敌人”。这个嘲讽是颠倒性的，给今天的政坛、社运工作者、学者提出极其重要的反思，要求我们给予答案。
（4）存在决定意识
说到这里，必须重提一件旧事，即印尼先进的社运者在1920年代陆续来到来半岛宣扬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当遇到马来有志之士时，发生了什么事呢？史书记载，共产主义的宣扬获得此地华人积极的响应，马来族则敬而远之，却对民族主义感到兴趣。这个歧异，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基础是考察、研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不可或缺的根本出发点。1920年代，华族已进入工商社会。马来族社会尚处于工商社会前夜的阶段，打破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束缚是他们的主要关注，证明了华、马两族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存在决定意识，看法与意识不可超越历史阶段的。否认社会经济因素，是脱离实际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马来民族主义左翼是独立的先驱
所谓马来民族主义，简言之即是反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潮与运动。马来民族主义的左右翼，由于立足的社会基础不同，它们的表现与行动自然互异。左翼“马来青年同盟”在1938年提出独立的主张，是马来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对马来亚历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比起来，此时马来右翼的眼光仍然停留在恢复马来封建王朝上，和他们的社会属性（贵族、官僚资本家、出口富商）密不可分的。巫统在1946年成立时，抗拒独立，坚持“马来人万岁”的口号。1951年转变为“独立”，因为巫统内部某些左翼分子的压力所致。
不论左右翼，都烙印著英殖民主义者炮制分而治之（华人威胁轮）的痕迹，在右翼的意识形态中，“华人威胁论”浓得化不开来，是主要的构建成分，至今依然不变。
就事论事，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诞生初期的马来左翼民族主义，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幻想入侵马来亚的日本军国主义给予他们独立。因篇幅关系，将另文阐述，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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