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我的留台经验。2009年，我远赴台湾，就读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直至2014年年初毕业，历时四年半。刚到台湾，既参加校方主办的迎新，结束后搬沉重的行李，夏日里流著汗，爬到政大山上自强宿舍，登记入住。我大一的室友，有一位澳门同学，以及两个台湾人。
最初，我们的话题客气，流于片面。后来，我试著碰触彼此心灵的底线，想借此了解与我共处一个世代的台湾年轻人。而供我们展开讨论的第一个话题，便是“国族”的争议。
白目的我，一开口就意外碰著了铁壁——因为我称中国为“内地”。
“那才不是我们的‘内地’咧”，室友A笑著反驳，一边嘱咐我：“在台湾人面前，绝不要称中国为‘内地’。那很惹人生气的。”
历史系的室友B附和，随即为我讲述一大段台湾历史，由日治、49年大迁徙、国民党白色恐怖、转型正义、野百合学运、政党轮替，一拖拉库，中学历史课本里没教的，我听得头昏脑胀。最后，室友B如此总结：“总之，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政体，有不同的政府和制度，我们是我们。”
这是大一那年，最让我印象深刻、感到冲击的谈话：一个与我同年纪的大一新生，竟然已经有了国族认同的焦虑。然而，我在那当下却很难明白为何他们对“遣词用字”特别在意与坚持、为何对统独的议题那么敏感（我依稀想起，刚到台湾来的我，不知为何，竟，觉得“台独”这词汇代表深深的罪恶，一种分离、混乱、不安的罪），为何对自我的认同那么迫切、那么强烈。
——这些问题，台湾用了四年时间，慢慢回答我。
2009年，圣诞节那一天，中国异议人士，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被判11年有期徒刑。
2010年，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于上海的工作室被勒令强拆，隔年，艾未未遭秘密扣押，公民们自发“寻找艾未未”，老师在教室里谈艾未未、播放艾未未纪录片、解释中国人权问题。2012年，中国大陆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逃离中国，隔年，陈访问台湾，马英九与龙应台视而不见。
同样的2009年，我第一次见识“同志大游行”，网络与报章大篇幅报导，游行者盛装打扮，伴随鼓乐，宛若嘉年华。2011年暑假，我从台北松山机场登机，飞往中国福州探亲，晃荡书局，买了野夫的《尘世.挽歌》，回台以后，在书店偶遇野夫著作，名为《江上的母亲》。我翻看几页，在“前言”的部分得知它与《尘世.挽歌》是同一本著作，而我手上的那本，有部分章节与台北书店的不一样，被替换的部分，可想而知。2012年，民众与学生聚集士林文林苑，阻止政府强拆，政大社会系老师在网络上“教导”学生如何与警方作非暴力抗争。同年，经福岛核灾的影响与启发，3月11日，万人走上街头，高喊“核电归零”，质疑政府政策。2013年，义务役士官洪仲丘死亡，政府反应冷淡、官官相护，群众涌入凯道，抗议政府不公。同年，“苑里反‘疯’车”事件，学校社会系老师彻夜与乡民守在苑里，阻止官员、商人强硬进行计划。
再后来呢？2014年，三月十八日，学生打破立法院窗口，推开立法院大门，占领立法院，并高喊“反黑箱服贸”，持续近一个月，引起上万民众关注。
我孤陋寡闻，知道的事情不多，但仅仅这一连串事件的酝酿与发生，就使我清楚知道，台湾与中国，是分明两个世界——而这些事件赋予台湾民众的经验，也使他们有理由质疑“服贸”背后的潜议程，加上立法院“黑箱作业”，点燃群众导火线，才致使学生以所谓“不合民主程序、违反法治”的方式，抗议政府“不合民主程序、违反法治”的官僚作业。
学生害怕竟争？
于是有人质疑学生“害怕竞争”、“不谙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效应”、“使台湾在国际上无颜立足”、“边缘化台湾”——是啊，服贸或ECFA有其“重大意义”，通过与不通过，在国际社会里也有所谓的“大是大非”，但一般民众他们不会体认这些。他们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活里极平凡极琐碎的事。他们需要出版的自由，每个早晨，可以读到不同言论、不同观点的报纸；他们需要发声的自由，希望面对不公义的时候，能够站上街头，引起政府关注；他们也要维持自己的营生，要维护一条台北陋巷里古早的样子。甚至，他们要面对自己的“国族问题”，他们在意马政府在用什么姿态、什么想法，去和大陆签署这项协议……
一场社会运动绝不单纯。过去的日子里，士林、大埔、洪仲丘、同志、苑里风车，诸如此类，都在引导大家去凝视政府的失能，而政府一昧的忽视，也将运动推到更激烈的田地——我从来不曾想过，我那位曾经因车祸伤了脚，拄著枴杖的女同学，会持续坚持坐在立法院里，思考与辩论；我也不曾想过，教我社会理论的老师，会在会场、街巷里四处奔走，宣导“公民不服从、非暴力抗争”；而我在咖啡馆里的朋友，在警方以武力驱离人群的时候，激动地哭泣——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解：为何这些日常里在保护大众的人，今天却对我们诉诸武力……
因此，我终究不能理解有人会问：“他真的懂得何谓民主，何谓法制，何谓服贸吗？”（孙天美，2014）；也无法苟同有人将学生运动比喻成“草莓学运”，谓“这批学生做了什么？他们攻占议会后，嫌议场太热要开冷气，有的喝啤酒庆祝，有的忙著“打卡”，还有人提供帐篷睡袋、暖暖包、毛毯，并送来饮水、干粮，似乎担心学生受不了压力跑了，十足是一场派对。学生要搞学运，却害怕付出代价。一名反服贸行动指挥者被捕后放声大哭……”（黄建荣，2014）。
媒体角色引弊病
这些言论的背后充满歧视，不仅仅对学生的智慧与勇气造成侮辱，甚至突显一些媒体评论员懒散、不作功课的弊病。
学运背后有一道复杂的脉络，不去理解，就只能沦为偏见。
譬如孙天美她谈“民主”，认为民主的最高准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她忽略了每个国家执行“民主”的方针和政策都不同，要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更是有多种方法。她怎么确定每个方法都是可被接受的呢？
她是不是忘了，希特勒正是“民主”制度底下诞生的领导，而且确确实实是“少数服从多数”选出来的呢？
又，去年刚过的505选举，一堆人对“民主”选举的结果感到忿忿不平，因为民联确确实实取得51%的支持率，怎么会不能当选呢？我们怎么认为国阵践踏了“民主”呢？
最后她还很遗憾地说这项议题被有心人士政治化，然后批评台湾学生们根本没读懂服贸内容。然而，经济原来就与政治镶嵌得十分紧密，任何一个经济行为背后都可能蕴含政治、权力的元素。现代人怎么还能天真地认为，我们买一部车子、一包白米，全然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呢？况且，服贸牵涉的是整个台湾群众的国族想像，以及政府自我定位的关系——这一切，无论怎么看，都非常“政治”，作者是否真有去理解呢？
黄建荣将整场学运“简化”成“派对”，但他是否知悉，台湾人曾经历漫长的社会抗争，间中也不断修正自己、检讨自己，因此发展出“有秩序，并且作好长期抗衡”的准备工作这样的脉络呢？尤其进入资讯时代以后，民众更懂得利用网络媒介动员、监督政府，“打卡”与否，似乎不是这场学运应受批评的举动，不是吗？而“一名反服贸行动指挥者被捕后放声大哭”，更是严重的误会，魏扬痛哭，是受亲友支持而感动，而不是因为惧怕，这一切，当事人与媒体都做过了澄清，不是吗？
当然，我们无需盲目同意学生的行径与诉求，但在作出评论以前，深思熟虑、做足功课，不正是一个文人应该要负起的“文责”吗？
无论如何，这一场学运终于要落幕了。落幕以后，群众是否会如齐泽克所害怕的：“我们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后每年在这儿聚聚头，喝喝啤酒，怀缅我们在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还当让我们拭目以待。
总而言之，回过头看，2013年选举年，马来西亚一众年轻人被称作“Bersih”世代。
2014年，台湾三一八学运，学生们被称作“太阳花”世代。
我们都自混乱中走出，尝试在扭曲的社会中寻找自我。我们同样面对外在问题，也同样承受内部的矛盾。我们一样遭受质疑，也共同承担世界的批判。或许，我们认定的、信仰的，到最后终究是一个假象——但无论如何，在这个世代里，大家有了一个名字。
无论你是否身在其中，我们依旧要见证一个崭新的世代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