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8年年中在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认识达汝丁卡哈，其时，他已经在那儿住了3年有多，可算得上老住户。他原先在一墙之隔的C座居住，后来为了填出空间给太平营调来的女扣留者，才乔迁过A座与我们一大群华裔后生小子同住。
当时，我只知道他是马来亚人民党暨社阵的总秘书，1965年2月13日全国大游行那天凌晨与社阵主席哈斯诺以及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凯希先后遭到逮捕。他是个大角色，我当然难以高攀，只是，在那不到一亩地的空间里，早不见午见，午不见晚见，打个照面的机会总多过吃饭。久而久之，不是朋友也得成为朋友，何况他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相当和霭可亲。我的“巴刹”马来语有限，每次跟他碰面只能打个招呼，根本就谈不上三句话，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还依然清晰如新。
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喜欢狂笑和大笑，谈到可笑之处固然狂笑不已；在电视机看到好笑的画面，他也哈哈大笑。他一笑起来，便感染到周边的扣留者也跟著笑个不停，场面一下子逞现得其乐融融。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大声笑，他振振有词地答道：有人以为把我关了起来，我一定会垂头丧气、愁眉苦脸；为了不让囚禁我的人得意洋洋，我必须天天笑脸常开，可笑之处更要开怀大笑，我是笑给那些人看的。事实上，他的内心又那里有什么欢乐？两个家庭各有儿女要抚养，只靠未婚的弟弟时时接济，虽有党的补贴，却似杯水车薪。两个妻子轮流来探狱，每次来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生活之苦。这些伤心情景只能留待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牢房里煎熬绞绊，他或许会跟涉及马印对抗事件的人民党同志阿里芬分担自己的痛苦，但却从来没有向我们吐露真情，若非阿里芬泄漏机密，我们又怎么知道他其实是在苦中作乐！
马来民族主义
相处的日子久了，多多少少也知晓他的历史。原来，他也是前马来人国民党的忠坚分子！该党成立于1945年，比巫统还早一年。后者奉行极端马来种族主义，政治上依附英殖民主义，极力反对其他民族成为我国公民；而前者信仰马来民族主义，政治上团结国内3大民族，坚决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在3年和平时期，该党迅速发展成最大最强的马来人政党，并于1947年联合马来亚民主同盟以及陈祯禄领导的人民行动理事会，共同起草及通过争取自治及独立的“马来亚人民宪章”。可惜，经过1948年6月20日的全国大逮捕行动，该党领袖及干部为数千人都失去了自由，极少数逃过此劫者纷纷参加了武装起义。1950年，人才凋零的马来人国民党终于自我解散，成员兵分两路，一路加入巫统，另一路坚守自己的信仰，隐蔽民间。直至1956年，原马来人国民党领袖阿末布斯达曼和布哈努丁创立马来亚人民党，这一路人马才重新归队，而达汝丁卡哈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和阿里芬之所以跟我们混得蛮熟，除了社阵的渊源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绝不苟同巫统唯英国人之命是从，特别是强行凑合“马来西亚联邦”。
协调种族关系
1968年华营325绝食斗争结束后，监狱当局对A、B、C3座扣留者进行全面性的调整，C座成了女营，B座的所谓“劳工党中央派”全数调到中间的A座，而A座自命为“反右倾机会主义”一派的扣留者则搬到B座去。于是，B座遂成了反右大本营，A座基本上属于“劳中派”据点。说成“基本上”，那是因为，这儿还有刚刚进营的整10名北马圣战军成员，包括了一位80岁老村长，以及另外4位伊斯兰党领袖，而身为园坵工友职工会法律顾问的加南星律师也在此时前来与半年前就已入狱的阿沙汉罢工领袖会合。A座的环境一下子复杂了起来，如何搞好种族关系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此时，达汝丁卡哈发挥了他独有的作用，首先，他以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个人魅力，赢得伊斯兰党领袖和圣战军成员的信任与尊敬，不但交谈甚欢，也交心如友。一块儿用餐吃饭是现实环境使然，可每次聚会都参与其中，却是一点都不简单，他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他们对左翼固有的戒心和怀疑。除此之外，他也进一步邀请生活委员会的代表一起参加他们的联欢会，不但打破种族隔阂，也消除了他们初来乍到时的恐惧，曰子一久，我们与他们之间便从礼貌上的打招呼，进而成为可以开玩笑的朋友。
大约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A座生委会在篮球场举办中秋联欢晚会，与会者除了全体华裔扣留者，还有加南星律师、达汝丁卡哈及阿里芬，圣战军成员和伊斯兰党领袖在营内仅仅住上半年便已获释。晚会其实很简单，生委会总代陈福兴发表应节谈话之后便是吃喝玩乐，大家席地而坐，七、八个人一个圆圈，话题因人而异，哪一个圆圈的笑声最大，马上便有更多的人围多一圈。吃的东西无非是月饼和花生，饮料除了咖啡乌和茶叶茶，还有营内自制私酿的甜酒，大家都酌量饮用，独有加南星律师放怀痛饮。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一投机忘时间，不知不觉已过了营方所限定的10时，我们确实忘了时间，只是见到营长奥玛率队而来才惊觉限时已过。总代陈福兴立即起身迎上前去，向营长说明大家玩兴正浓，要求多给半小时；态度一向十分傲慢的营长不但不通融，还直接向大家宣布：5分钟！5分钟后全体进大牢！加南星律师料必也有上前理论，可是，营长的5分钟命令既已出口，任他多么善辩也徒劳无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把抓住营长的衣领，一边大声喊道：你知道巴基斯坦吗？你知道巴基斯坦吗？总代陈福兴以及靠近的扣留者见状，立即上前把他拉开，一场突发的暴风雨就此戛然而止。营长威风扫尽，悻悻然而走，我们也赶紧收拾停当，匆匆回到大牢去。
化解风暴
第二天一早，达汝丁卡哈敲铁门求见营长，我们都在铁门外等候他斡旋的结果。一个小时后，他带著笑容从铁门走进来，这可是最真实最感人的笑容！大家绷紧的心情一下子被他的笑容射得宽松下来，再听到他的简单报告：营长不再追究我们误时入牢的责任，大家的心头大石才真正放下。过了不久，有人看到加南星律师也求见营长，总代后来跟我们说明，他昨晚彻夜不眠，今天亲自向营长道歉。其实，何止他一人不眠，我们在三楼放哨的同志也一夜轮流站岗，以防外头的镇暴队摸黑突袭。放哨是生委会的既定制度，目的当然不是阻止镇暴队入营，而是发现得早，可以让有关负责人安全转移必须转移的物件。至于加南星律师一连提到“巴基斯坦”，那是因为当时正值西巴基斯坦人民在印度的支持下起义胜利，建立了孟加拉国，他打心底里支持这次起义。
自此以后，达汝丁卡哈便在华营A座树起崇高地位，大家更加乐意跟他聊天，与他一起大声狂笑！为圣战军成员和伊斯兰党领袖设立的临时祈祷室此时被生委会申请作为课室兼大会场所，除了开设华文班，也聘请他担任高级马来班老师。他的马来文造诣相当高，我们之中有一些基础很不错的同志都心甘情愿拜他为师，上课用心听讲，下了课还缠住他问东问西。我没有资格上他的课，只能向营方从外头聘来的马来老师学习初级马来文。
在吉隆坡重逢
他何时恢复自由身，我完全没有一点印象，不过，我于1974年到吉隆坡工作时，有幸打听到他在附近的公务员职工总会秘书处任职。于是不必择日就迳直走上该总部二楼办事处，一推开玻璃门便看到他坐著打字的背影。我轻手轻脚走到他的面前停住，他抬起头看到是我，“哦”的一声按桌而起，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久久彼此不发一言。之后便拉著我往大门外走，下了楼再走到邻近的嘛嘛档坐下。他知道我的马来话很有限，不但用最浅白的马来语向我问东问西，也很耐心地听懂我的巴刹马来话，虽然有点像鸡同鸭讲，加上一些必要的手势，两人的别后重逢倒也是其乐融融！他十分满意目前的工作，而他的语文水平让他应付文书一职绰绰有余，固定的薪水也足够他维持两个家庭，当他知道我就在附近的公会里任职，便叫我一得空便找他聊天。
自此，我真的一得空便找他喝茶聊天，那间嘛嘛档便成了我俩唯一的相聚点。也就是在这间嘛嘛档里，我有幸与阔别多年的阿里芬重逢。他住在新山一带，应该与达汝丁卡哈维持书信联系，有事上吉隆坡就找他叙旧，刚巧我路过嘛嘛档，看到他俩在喝茶，便也凑上一份。在闲聊中，得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那忧郁的眼神依然如故，笑起来也远不如达汝丁卡哈那么开朗，而是明显的苦笑！3人同是天涯沦落人，更何况相逢又是曾相识，原该坐谈到天黑，只是我不奈用马来语交谈，坐了一阵子便向他俩告别。
后来，我转到美达花园打工，再也不曾到佑律专诚拜会这位老战友，不过，我确曾与朋友们去过他在汉都亚路组屋的家以及在孟沙律的另一个家。在孟沙律的家里，我们巧遇正在到处躲避内安法令魔爪的前马大学生会秘书长赛哈密，在达汝丁卡哈的介绍下，他知晓了我们的身份，便十分淡定大方地一起坐著闲聊。当年，他与安华依布拉欣、莱益士希沙慕丁3人曾在华玲和双溪大年一带发动橡胶小园主徒步到亚罗士打请愿，事后安华被捕入狱，莱益士潜逃国外，而他在避难一个短时间也宣告失踪。这一次偶遇应该是他的最后落足点，因为不久之后便听说他已经上了马泰边境。达汝丁卡哈敢于让一位内安法令追踪的“通缉犯”寄居家中，其勇气也教我们肃然起敬！
我最后一次见到达汝丁卡哈是在精武山脚下，那应该是21世纪第一年度的事。当时我驾著电单车转进上山路，一抬眼看到他正在人行道上步履蹒跚地走下来，便赶紧刹车停在路旁。能够再见他自是一宗美事，可是这次碰面却教我的心情开朗不起来。但见他一身皮肤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脚力也不堪久站，脸上虽然还带著笑容，却显得十分勉强。匆匆一别，不久便从人民党人的口中听到他的死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