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社会封建阶段，在马六甲王朝灭亡后，发展缓慢，小王朝在半岛林立。马六甲王朝从统一到分裂、从盛到衰几百年间，农民抗英战争绵延不断，是马来民族主义精神的崇高表现。
前文已说明，马来民族主义诞生于1938年，及诞生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当今学界多数认同前者，却忽视后者，并且，对马来民族主义的特点与演变，看法殊不相同。
时下当政的马来右翼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学界，沿著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已走到“民族国家论”（Negara Bangsa）的极端，已经乖离马来民族主义的宗旨。若民联可看作左翼的话，它有“人民主权论”替代右翼“马来主权论”的政策，但距离实践还有很大的歧义。
本文仅就一般意义的马来民族主义特点做一介绍，至于全面考察，则在马来西亚史进行多元综述时加以阐述。
前文已说明，马来民族主义说到底是马来社会经济的产物。我们看到1930年代马来社会的全局，即经营外贸的富有的阶级，以及小园主、小畜牧业者、低阶公务员等构成的小工商业阶级并存。
富有的外贸业者是民族主义右翼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余则是左翼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在表现形态上，互相渗透，并非泾渭分明的。
英国人1786年迢迢千里来到东方，以坚船利炮将其殖民主义魔爪伸入马来半岛及其他东方国家。
那时英国人在本邦实行的是非常强暴的直接统治形式，激起了马来民族不断的农民抗英战争。
进入20世纪，已站稳了脚跟的英殖民统治，为长远计，实行所谓“权力下放”的策略，以安抚、缓和马来民族的反抗。英国人的这一改变，本身即标志著马来民族主义强悍崛起的事实；安抚政策的实施反而加速了马来民族的觉醒与抗争。这个内在因素是马来民族主义诞生的根本原因与特点。
（一）马来社会发展脚步缓慢
马来社会的封建阶段，在马六甲王朝灭亡后，发展极为缓慢，小王朝在半岛林立。马六甲王朝从统一到分裂、从盛到衰的几百年间，农民抗英战争绵延不断，是马来民族主义精神的崇高表现。像其他民族的农民运动一样，由于其领导者是贵族，以及农民的社会地位所局限，决定了马来农民运动不能也不可能成为新社会的催生婆，不可能改变马来社会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真正意义的马来民族主义只有在马来工商社会诞生之后，才最后形成。
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意义重大的转折，它加快了马来社会前进的步伐，促进了马来民族的觉醒，为国家独立、民族族解放注入新的动力。然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诞生的几十年间，马来社会经历了相当长的孕育时间，包含发生在宗教与社会两个领域的的改革，为马来民族主义（特别是左翼）的诞生铺垫了条件。
马来亚20世纪初晋升为近代工商社会的门槛，也带动了马来社会的工商化的进程，使马来族和更早诞生华人民族主义的华族两大族群并肩在近代工商社会的轨道上，时而联手，时而分离地跌宕起伏前进。
马来民族社会是皇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的社会，这个传统至今犹存。其中宗教的变动，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声（也可能相反，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本文考察的这个历史时期，马来民族的宗教改革走在政治改革的前头，即是起著进步作用的一例。
（二）马来民族主义的孕育期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马来社会经历了两种形态社会改革运动洗礼——宗教改革与开放社会活动新形式蜂起。这时期埃及土耳其的伊斯兰新气像是马来社会改变革的曙光。
宗教改革的中介来自埃及与土耳其的留学生，代表人物计有锡·达希·查拉努丁(Syeikh Mohd Tahir b Jalanuddin al-Azhari）、赛·锡·哈迪（Sayid Sheikhb Ahmadal-Hadi）。他们毕业回国，通过宣教和刊物发行传播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以复兴宗教为手段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涉及教育、经济领域，如主张教育容纳英文、科学，设立合作社发展城乡马来人经济，鼓励女性受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鼓励理性教导伊斯兰教义、反对盲从传统宗教学者的旧说等。1906年7月，这批年轻人在新加坡出版喉舌《领导者》（Al-Imam）月报，以“提醒健忘者，唤醒沉睡著，引导迷失者”为宗旨，探索滞后的马来社会出走向未来的途径。这些年轻人被当时社会目为反对因循守旧的“元老派”（在殖民地机构掌权并受到皇室支持的宗教司、宗教法官等社会阶层）的新力量，因此又叫做“少壮派”。“少壮派”的主张本质上属于社会福利性质，但他们勇于面对“元老派”强大压力，为民族未来奋斗的精神，起到打破封建主义束缚的作用。
三）马来民族主义的特点
其次是社会风气开放。1935年，在新风气中心之一槟城创办的“马来亚文友协会”（Persatuan Sahabat Pena Malaya,PASPAM），是另一个通向马来社会新时期重要渠道。主其事者是受马来文教育的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会员达千余人，多为年轻人，遍布全马各州，受欢迎的程度前所未有。这个广泛的运动打破了各个州小王朝的藩篱，形成全国性的蓬勃发展的局面，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宗旨是世俗的和通俗的，即为提升马来族文化水平与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而努力。
以伊布拉欣·耶谷为代表的马来民族主义第一次在历史上提出“马来亚独立”的主张，并为之而奋斗。相比以东姑伊斯迈为代表的右翼走在前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不同社会阶层。
但是，马来民族主义有自己的特点。一如前文指出，族权、皇权、神权三位一体是马来民族的传统。马来民族主义左右翼均在1930年代同时产生，即为这一传统的辐射。换句话说，马来民族主义的民族性比社会性更突出，右翼特别是如此，是为第一个特点。
在众多民族主义领袖中，伊萨·哈芝莫哈默（Ishak Haji Mohamed）双重身份（既为左翼活跃分子，他的左翼活动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来亚劳工党（社阵）的斗争；同时，在30年代，伊萨也是右翼的活动分子），即为突出的一个例证。
特点二，在“大马来由群岛”（Gugusan Melayu Raya）诸邦之中、乃至东亚南亚范围内，马来民族主义的出现，比之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或印度）更晚。
特点三，马来民族主义的稚嫩性。这表现在以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kob)为代表的左翼，幻想二战侵入我国的日本皇军会给他们独立。
特点四，马来民族主义群众根基有欠广泛。据一般史书资料，以独立为号召的左翼，其拥趸不过二、三百人，右翼更不必说。
特点四，马来民族主义右翼是排外性极强的种族主义，其实质乃马来官僚独裁；而族权、神权、皇权乃维护官僚独裁的工具。
所有这些缺陷，可以追溯到马来民族民族社会根源的薄弱性。在1930年代，华族工商社会此前20多年已经形成，而且繁茂得多。30年代的马来民族主义的上层（右翼），虽在19世纪中或更早即已形成，但是软弱无力。并且，以排外性的“华人威胁论”为导向。及至马来左翼登上历史舞台，纵使提出历史上第一次民族独立的口号，但其薄弱社会根基使其无法扮演领导群论的角色，并非偶然。至10年之后，经二战战火的洗礼，马来民族主义始得长足的进步。
然而，整体上和长远上，马来民族主义是一意义重大的进展，对我国历史进程有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不应有任何怀疑。对此，将另文全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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