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是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之一，为其中建筑较为考究精致的一座皇陵，埋葬著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朱翊钧。1956、57年间，考古工作者对其地下宫殿进行了发掘。鉴于这次发掘的经验教训，为了避免由于文物保护手段不成熟而导致文物在出土之后发生损坏，此后政府不再提倡主动发掘皇陵，因而定陵也成为1949年后唯一一座由国家组织人力正式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寝。
岳南、杨仕二人所写的《风雪定陵》一书，详尽地记述了此次发掘的经过，并穿插对于明史和明十三陵等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作者之所以写作本书，是因为他们感到尽管定陵的地下宫殿已经被打开，但围绕著它的发掘与保护，许多事情仍然不为人知。比如：“当年出土的那三口曾用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原物安在？那三具虽已腐烂，但却有幸重见天日的尸骨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高峰的织锦珍品又在哪里？”作者屡屡用“悲剧”一词来形容定陵在发掘之后的命运，这是因为地宫中的许多文物在出土之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中就包括万历皇帝及其两位皇后的棺椁以及尸骨。
而酿成这“悲剧”的原因，根据书中的叙述，约有如下数端：（1）技术水平不够，以致于无法对出土文物进行有效地保护；（2）过多的政治运动使得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无法专心致志地从事对于出土文物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导致他们未能对一些文物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以致于文物本身出现了损坏变质的情况。
工作人员素质不佳
然而，更主要原因是：受到当时“厚今薄古”观念影响，一些参与文物整理与保护的工作人员，缺乏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与爱护，以致出现了一些无法弥补的损失。恰恰就像负责定陵发掘工作的赵其昌所说：“一个文化工作者，若对历史与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甚至起码的热爱，损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在定陵发掘完成后的文物修复过程中，因为技术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以及没有经过“反复实验”就匆忙上手，导致一些低级失误的出现。面对自己的错误，他们非但不肯承认，还无理狡辩。
例如后来转向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著名作家沈从文来到定陵观看出土的丝织品时，询问：“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工作人员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沈从文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若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厘米、两厘米、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整匹反面，我看是装裱的错误。”由于知识不够而出现错误尚且情有可原，但不肯承认错误则属态度问题了。
至于万历帝后的三口用金丝楠木制成的棺椁，则在1959年定陵博物馆成立的那天，被工作人员抛弃在定陵宝城后的荒郊野岭里，使得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用白灰和水泥复制的”棺椁。而指示工作人员这样做的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一周后，时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听闻此事，要求博物馆立即将其找回，但为时已晚，棺木早已不见踪影。
同样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的人们作出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万历皇帝在当时被视作“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因而雕塑家在根据发掘出土的头骨塑造其形象时，完全根据地主的样子来进行艺术加工。他的两位皇后，自然也就成了地主婆。《风雪定陵》一书对此不无讽刺地描绘道：“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钩鼻子下挂著一张血盆大口，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两个皇后则穿红著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艳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真是富于想像、高于生活的杰作。”
既然万历帝后是地主阶级代表，在那个倡导“无产阶级专政”年代里，他们的三具尸骨被“砸碎焚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的1966年8月24日，放置在地宫中的尸骨被造反派取出“进行批斗”；他们为显示自己的“革命”，先是将本来已经“用铁丝穿制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尸骨用石块砸碎，而后又点起熊熊烈火，将其焚烧。这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郭沫若曾经说：可以通过对尸骨的检测，知道万历皇帝的死因，这样可以进一步了解什么病在什么时候就有了。可惜这个愿望，随著尸骨的被毁，只好付之东流了。
《风雪定陵》一书的作者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指出：“失去的，永不再有。现存的，应该珍视。”悲剧已经发生，其中的种种损失，我们无法挽回。但恰恰因为这些“失去”，我们对于那些历经劫难而幸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就要加倍地珍惜与爱护。上述议论，固然是针对定陵而发，但我们面对其他的一切事物，难道不也应当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