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1400年的印度化时代的事迹相对于马六甲王朝以后的历史，无疑要来得隐晦不明。虽然马来西亚的历史在这时候已经从史前过渡至信史时代，但除了少数的碑铭文字，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的文字记录留下。重现这段历史惟有依赖外国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这其中又以中国的记录最重要。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虽不及印度广泛和深邃，但在15世纪西方势力入侵东南亚以前，有关的资料主要是以中国的记录为主，这已经是学界公认的事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霍尔曾谓：“中文材料……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日本学者和田久德也谓：“对于缺乏文献史料的近代以前的东南亚史来说，汉文史料就其年代清楚，且略带连贯性而言，乃是最重要的史料。”阿拉伯方面主要贡献了一些旅行的游记，可以补助中国资料的不足，而印度资料则偏重宗教文献，史诗创作，太多的神话传说，可信度较差。
东南亚与印度关系
惟其如此，这段历史却是马来西亚历史的曙光，里面有丰富的含量，存有重要的遗产，是马来西亚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马六甲王朝的历史发展，都沿袭或继承了这段历史的遗产，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对往后历史的掌握，但不无可惜的是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史都将之省略，乃至有意识地淡化这段历史。
远在马六甲王朝建国前，大约在公元纪元以来，半岛已经星罗棋布了好一些大小不等的古列国或政权。由于历史久远，文献不足证，我们只能从罕有的出土遗存和散布于中国各种典籍的记载，勾勒其历史图像。首先是马来半岛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分成两环来理解。第一环是其与邻近东南亚霸权的关系，依据时间顺序先后曾经出现三个古代东南亚霸权——扶南、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三者对马来半岛都有或多或少的作用，除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存在了一种宗主和臣属国的关系，其中又以室利佛逝对马六甲王朝的创建和历史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二环是其与东南亚以外东西两端的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彼此之间维持了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关系，尤其是印度文化对马来半岛的影响。故此，整理他们和半岛的来往关系，无疑也是建构本时期历史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其次是本土的历史发展，囿于史料，这段时期的历史我们仅能从两个大的面向，即地理方位和文化习俗概况来描绘其模糊的样貌。
印度化课题是处理东南亚古代史，乃至大马古代史，不论认同与否，皆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1919年，法国汉学家费琅（Ferrand）首先提出印度人移居东南亚和印度文化向东南亚转移观点，并于1923年进一步提出“印度殖民时代”的看法。
本土文化有自主性
1948年，同样是法国学者赛代斯（G. Coedes）在其著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明确提出古代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的观点，他论证印度文化移植东南亚的巨大作用，否认东南亚的首创精神。1955年，霍尔（D.G.E. Hall）在《东南亚史》序言中提出了修正的看法，提出“看东南亚历史，要以其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强调本土的原创精神，但对使用“殖民地”一词来形容东南亚古代国家的提法持保留意见。
李业霖的观点较符合历史事实：“东南亚一些国家受印度影响，大概仅限于统治阶级和上层分子，一般老百姓未必受到很深的印度化生活方式影响。他们保持原生的信仰如敬奉祖宗，精灵崇拜，采用石棺葬和瓮葬。马来半岛的小黑人、雅贡人和先奴伊人就没有感染到印度文化。著名于世的婆罗浮屠和吴哥窟也绝不是印度建筑的翻版，它们显然存有自己民族的风格。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启发，适应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国情，吸收并份子外来的印度文化，形成综合和独特的东南亚文明。从这个观点出发去了解古代东南亚印度化，这才合乎历史实际。”这也证明本土文化的发展有其自主性的一面，不完全是对印度文化的照单全收。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印度文化对古代东南亚和马来半岛的作用和影响是确实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
（作者附识：本文为新近完稿之《马来西亚史》第三章的前言，有感于今年采用的小四历史课程，千余年的印度化时期之历史又被扫入地毯，被人为的走入“历史”，同时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召集的小学历史课程小组工作营将在5月10日和11日召开，集思广益，以提呈修改建议，故将此部分文字抽出刊载，以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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