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早期马来亚的华人帮会，特别是以“义兴”、“义福”、“海山”等鲜见于中国文献的本土会党，是不是天地会的一员？洪门及同盟会老大冯自由肯定了这种关系。但是否只因义兴亦披洪衣，即采用洪门结盟的仪式？
有谓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之前，有好几百位海峡殖民地的会党分子响应。他们到底是来自中和会、同盟会，还是本土华人帮会，尚有待厘清。无论如何，我们对天地会必得有最基本的认识。
这会社成于明末清初，会员自称洪门；外人则称之为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三河会等等，不一而足。洪门在海外的山堂，遍布于北美、欧洲、大洋洲、和南洋的，称为致公堂。在英属马来亚，和洪门或致公堂真正有政治上联系的，是辛亥革命人士在本区域所设立的中和会及同盟会。
通采洪门组织纲领
几乎所有公开的资料，都证明了本地公司或帮会，一致采用洪门组织纲领。在1877年担任新加坡华人护卫司的英官毕麒麟（Pickering），便曾因加入“福建义兴”（公司）而亲自见证了天地会的入会仪式。
在英属马来亚的帮会，习惯上都被视为天地会或洪门的海外堂口。资深的东南亚学家许云樵也附和：只因它们都采用洪门组织纲领。那似乎和事实有点距离。若把帮会的行动（如腰凭/收据）作为分类原则，却可得四大类型：反清复明、反清不复明、不反清不复明（多语群/单语群）、一般私会党。本文仅讨论不反清不复明的那类，都围绕著义兴公司。
天地会的组织纲领，无疑是由避难义士所传入。辨认天地会成员的途径有好几种：新加坡社公庙的73个义士神主牌、泰山亭的明墓群、柔佛新山绵裕亭所埋藏著不明数目的神主牌的公墓、和其附近的百多座个别的“水月墓”，可证明义士的身份。
另又有一个辨认义士的途径，那是取决于该人哀荣时的人气，此处提供两个例子：陈送（叔送）和林推迁。恒山亭的1830年第二大董事陈送，据报章报道，给他送殡的人潮非比寻常，夹道致哀。陈育崧据此而推定他曾是黑道人物。
在所有公司/会党皆被查封后五年，林推迁在新加坡创立了冠盖云集的怡和轩。他每年元旦聘来戏团在怡和轩前上演街戏至元宵，盛况空前。他因此被认定是义兴的人物，还道出位序是“洪棍”。
多方言的义兴公司
从天地会的腰凭，我们得知义兴公司有两种结构：有由多个方言群体组合而成的运作单位，也有由单方言群体个别运作的单位。前者有“义兴公司”，它犹如今日的中华公会、中华总商会、职工总会等。后者的单位多冠以方言群名目，如潮郡义兴、海南义兴等。一张很普遍的本地洪门腰凭，便把总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关系勾画了出来。那张腰凭的铭记是：抬头横写的是“义兴公司”，正中垂直而书的是“义福会馆”。这种排位导出了义兴当时是一个母公司，很接近现代的总商会的概念。在这框架下，各方言群或帮群都设有代表，如广东义兴、福建义兴。
另一张收据的垂直书写是“义福馆”。除了和义兴的从属关系外，义福馆十九是武术馆。或是“猪仔”馆。按例，武馆的门徒都得经过拟制兄弟的发誓仪式，那是近乎于洪门的插血为盟的仪式。可惜的是从没学者研究过“公司”与武“馆”的关联。
至于“义福会馆”就费猜疑了。遍查吴华所编的会馆资料，无以“义福”为名的会馆，它既不是血缘，亦非地缘团体；若是一业缘组织，可能是义福（武）馆，借用合法注册的“会馆”之壳。说到借壳，这可是落难义士企图浴火重生而采用的策略。这个壳就是各类的宗乡会馆和行业公司，义兴公司便是其一。
新加坡的义兴公司，提供了一个借壳的例子。新加坡义兴成立于1850年代或更早。根据庄钦永的研究，在1857年义兴公司搬进新址时，公司内曾累积置放过一百多个神主牌，其中尚存的有73个。他们被冠以各类没出现过在洪门文献的义士头衔，如“明赠义士”、“候明义士”、“复明义士”等24种。一般的惯例是，会馆或公司本身是不封衔的，那该是家人追封或个人生前的嘱咐。会馆的义务是照单全收，即写什么就收什么。因此，灵牌置放仅说明那73名义士和天地会有关联，但却不能证明该公司是一个天地会的堂口。
在方言群认同强烈的时代，殖民地的义山或坟场也多依籍贯而设，如广东义山、福建义山、潮州义山等。同理相伸，每籍人士的禄位也应置放于该籍的会馆，或庙宇内。但上述的73名烈士，原籍大不相同，这便显出义兴公司确实扮演著总会或公会的脚色。虽然籍贯相异，生前既结金兰，往生后应不分彼此。
可惜的是，在江湖上，方言群认同似乎凌驾于金兰之谊之上，它把义兴公司分化成广东义兴，福建义兴和潮郡义兴等。且每群都与某些基本和厚利的行业捆绑在一起，这包括了港脚开垦、响码制度、鸦片烟馆、烟酒专利、妓院、赌场、猪仔馆等。反垄断的冲突就累见不鲜了。
清代本实施海禁，但在1843被逼开放通商后，很多村民被卖到南洋当苦力。又因移出的苦力都是男性，便促使青楼事业蓬勃的发展。根据统计，新加坡在1833年至1881年的华人性比例界乎于1女：7男和1：14.4。青楼事业既营业24小时，很自然的，便得受到24小时的保护。青楼的妓女多来自说广东话的香港和澳门。方言跟经济利益遂又绑在一起，硬要把两者拆散的，当然得准备械斗。成败得失，就得看垄断的公司的武馆实力了。有的会选择到华人公会，如义兴公司，去评理。
单方言的义兴公司
借壳上市最成功的例子是在新山。一位义士使得义兴公司扶摇直上，他是开港始祖潮人陈开顺（1803-1857）。生前曾被柔佛王国封为甲必丹，往生后被家族追封为“候明义士”。
在1914年之前，柔佛尚未被并入英殖民地，还是个独立王国。其天猛公依布拉欣为积极发展国内的经济，特别邀请了华人公司开垦属下的许多河港地带。时在廖内的义兴公司首先响应，新加坡两位义兴公司的领袖陈开顺和陈德海也分别在1844和1846获得发展港脚的准证。除了开垦种植外，该公司也成立了各类事务仲裁及保安机构。该公司也特许发行流通法币，主要是铜板，俨然是个华人自治区。
当时苏丹发行的税票兼邮票，是马来半岛各州属唯一印有汉字数额的。柔佛在1894年发行的苏丹像4分邮票，便印著“四先”的汉字；1896-1899的“一先”到“六先”、“壹毛”、“五毛”等；1904-1910的“贰员”等，直到日侵。
在柔佛王国时代的义兴公司，从1844至1916，是境内唯一的合法华人公司。其他的公司不论籍贯，若要经营港脚，必须先加入义兴，但公司成员还是以潮州人居多。义兴公司在这么优渥的情况启土生聚，很难想像它会待装回国起义。
依布拉欣的儿子亚布巴卡（Abu Bakar1862-1895）继任天猛公，至1885年被晋封苏丹。承袭祖父名的儿子依布拉欣（1895-1959）继任苏丹后，仍坚持“独尊义兴”的政策，而没实施英殖民地政府的1890年的《社团法令》。一俟到苏丹王朝于1914年被并入英殖民地版图后两年，义兴才接到解散令。继后华人便成立了华人公所。郑良树说得对，今日的中华公会，可追溯到中华公所，和义兴公司。
在马来亚，应还有其他单语（方言）的开矿、种植的公司，只可惜有关它们的资料，却远不如新山义兴公司的来得完整。
结语
陈育崧非常强调民俗资料如碑刻文字的重要性，可惜仍未能解决帮会的定义问题。他了解方言群和帮会的差异，故他行文小心翼翼。但当他提到“陈送”时，却像乱了阵脚，附和报章的报道。撰写华人社会史的颜清湟，在这方面也很谨慎，但在华人公司的黑、白方面，时也语焉不详。
研究华人帮会与天地会的关系，并不能因为那1890年的社团法令，便可以把帮会的本质草草地定调的。窃以为，披洪衣的不是行业公司本身，而是和它联盟的武馆。换言之，披洪衣的不是义兴公司，而是它属下的行业公司的武馆。纵使义兴也披洪衣，它也算不上是洪门的海外堂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