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个在许多方面，颇与众不同的国家。从好的方面言，它的廉洁度与世界竞争力位次，常排在世界前几名，而其人均收入，在2009年以美元汇率计算世界排名第20，而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名列世界第4，大马则个别为第66与第58名。新加坡这样的成就，连许多发达国，包括日本、韩国都比不上。
从坏的方面言，许多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则指责新加坡虽有经济自由，却缺乏政治自由；效率有余，温情不足；“罚”治有余，人权不足，过于家父长主义（Paternalism）等。尽管如此，跨国公司还是喜欢在这里落脚，爱上新国的政治稳定；财产保护制；良好治安；低税率、高效率；能力取向的实绩制（Meritocracy）对工会的控制；非高福利取向的公共政策；多元平等的族群关系等。而女性，更喜欢新国的两性平等制，如更易出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
总的来说，工商界赞其高效廉洁，而人文知识份子则对其威权作用，颇有微词。这里也突显出，一般被认为是配套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实存有颇多矛盾，而非想像中那么和谐。
说起来，做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与做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本就是性质不一样的制度。
国家自主性造就奇迹
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取法其上的角度看，探讨新国的成功之处，是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启示的；毕竟客观上言，它确有其骄人之处，如在一代人的期间，从一个第三世界，升级为第一世界，且还为大马的青年，提供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间接地，也稳定了大马的政治经济秩序。若新国经济长期不景，大马也将深受其冲击，进而加速与加强变革的动力。
研究东亚经济奇迹的学者，一般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国家的自主性，也就是政策制定与执行，能避免被特殊利益集团所骑劫；官僚相对能干与廉洁；劳、资、政三方协调合作（称为统合主义Corporatism）；务实、不尚空谈，著重实干兴国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指导制；重商主义，尤其是偏重出口，赚取外汇，走向国际市场，勇闯天下的勇气；注重人才培训与理工科教育；政策倾斜型产业政策；高储蓄率；走赶超型工业化（Catching up Industrialization）路线；舍得花钱买实用知识与技术；不忘搞研发；社会纪律与工作纪律高；重视家庭成员间的互助，而非一昧依靠政府援助等。
此外，很重要的是，时机得宜。东亚诸国，都从冷战中获益不少，如美国为这些国家大开贸易门户。
就新国言，它很早就识相、识时务地向欧美发达国家靠拢，使他能捷足先登，取得先行者优势。只是，由于国情不同，新港与日台韩，也有不同之处，如日台韩重内资、抑外资，也重工业轻服务业，而新港则因是自由港，且土地有限，而不得不日益向服务业倾斜。所幸，由于其地缘优势，新港确也能发挥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
就新国言，英人在1951年为其设计的中央公积金（CPF）制度，也为新国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资金供应源。本来CPF纯为一种退休金制，可新国却能善用其潜能，包括设立许多公共企业，或把这制度也转化为“居者有其屋”的公共房屋政策，使新国人的拥屋率推高至约90%。应该说，这个成就不仅提升了新国人的与国休戚相关（Stakeholdership）之心，也是巩固人民行动党独大地位的主因之一。当然，这些也非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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