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多元族群团结起来，向来是多元族群国家的一大挑战。大马采取的方式则是，在政治上由各族的上层精英共同协商、经由语言与学校，及1971年以后，经由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来实现族际团结。
这些方式的有效性如何，向来具备争议。就语言与教育而言，194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便执著于逐步消除多源流学校，以及把各源流的学生，放在同一学校的方式。到了2012的今天，这个思路与方法，依然是《2013-2025教育大蓝图》的重点，即便大蓝图中突出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幅提升学生的水平与素质；实现公平、团结与高效率，可依然挥不去单一源流教育的老套。如一方面说要是人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可由于政治目标在于壮大国民学校，萎缩华文与泰米尔文学校，资源分配就大幅度趋向国民学校倾斜。其结果，自然产生反团结的不平、不公、非效率与偏高的学生辍学的不良现象。
总的来说，自1970年代加速国民化以来，不但不见国民团结有重大改善，学生水平与素质，也可说每况愈下，效果可说适得其反。团结没实现，水平便已走下坡的浪费。
本来，要实现国民团结，也非什么难事，重点是尊重基本人权，如母语教育权；实现社会公正；培养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传播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伦理或普世伦理；普及法治、深化法治精神，巩固因地、因族施教的民主与分权等，以免人民对政府不信任，或因质疑政府不良动机，而对政府提出的不论是良好或非良好意图的政策，都产生不安感。
母语无碍国民团结
约言之，关键就在于不安与不信任，而会产生这种不安感与不信任感，自然与我国一贯以来的国民化意图有关。这个国民化实也过于偏向单一族群化。从性质上而言，这种国民化带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分化性质，而忽略了彼此包容、彼此尊重与扶持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要团结一国的多元族群，重点不在于形式上的同一化，而在于学习的内容与文明素质的高低。比方说，许多基督教徒、回教徒或佛教徒，便以其母语/本族语，来学习各自宗教的教义，可并没因此而削弱了他们对其宗教的认识与认同程度。
同理，若国家体制健全，国家能发挥其健全的立法、修法、废法或监督行政机关（政府）；司法超然独立；公务员专业中立，课程内容公平、合理、平衡的话，各族人民用其本族话学习，又何碍于团结？君子之交淡如水，若不同教群因宗教因素而不便深入交往，只要富有同为公民的一体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有文明、有教养，那即便来往不多，又何碍于同为大马人的国民感？若公共政策富有包容性，施政也公平合理，即便各族多与其同类相聚（这是人之常情），又何碍于安定团结？
约言之，重要的是内容，含金量，而非形式。是人的文明素质、教养；是否具有自然公正感；人道精神；基本人权的理念与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心。一味著重形式上的有形无神的团结，无助于真正的团结。就大马来说，由于各族或多或少均能以马来语沟通，已足以显示对马来语地位的尊重，实无必要强人所难，牺牲其母语，以免犯了“过犹如不及的毛病”。
实则，在这个信息化、多语人才辈出的时代，只要搞好翻译事业，各族用其母语相互理解已非障碍。就如净选盟3.0所显示的，不同源流学校出身者，依然可发动与参与跨族群、跨宗教、跨年龄、跨性别、跨阶级的，具有高度公民意识的共同的公民行动。谁说多源流学校有碍国民团结？显见单元思想是种一叶遮目，不见泰山的单向思维（one dimension 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