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1日，一代蒙元史大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荣誉讲座教授萧启庆先生驾鹤西去，享年75岁。昨晚从海外友人处获悉此噩耗时，怅然若失。萧先生与我非亲非故，亦无任何学术渊源，更素昧平生，然所敬重者，是先生一生在孤寂的环境中所保持的一腔学术热忱与坚持。
萧启庆先生1955年秋本科开始问学于台大姚从吾先生门下，先后以蒙元史为方向完成学士与硕士论文。而后于1963年入哈佛跟随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和杨联陞二位教授继续治元史，完成博士论文，留美任教，期间回台大历史系任教一年。1974年转入新加坡大学历史系执教，1994年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教授，2000年当选中研院院士。
治学严谨，视野开阔
按照萧先生自己的说法，元史是中国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元史也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范畴。因为元史不仅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国的王朝，而且是一个包括欧亚的世界帝国之一部分。元史可说是最具世界性和民族多元性的时代。因此在研究视野上就有两条主线：一个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范畴；二是文献材料上包括汉文、蒙古文，甚至是波斯文等民族文字。因此这对学者的要求相当高，也因此元史研究人才相对其他断代史来说要少得多。断代史里有两个是少数派，一个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就是元史。前者因材料匮乏所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者因语言和视野所限，极具艰辛，令人望而却步。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断代史，元史有两个研究主轴：一个是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个是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为横向来看元朝的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对元朝典章制度上的特点；后者强调元朝对宋金的延续与其后明清的继承。因为横向才可以看到微观上的内容，纵向比较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地位。萧先生虽然从未讲过范式，但我们却可以发现他对西方汉学的持续不断的关注，从而做到了我在上一篇〈也谈汉学研究的新方向——以社会史研究为例〉中所提到的“预流”。这就是所谓“宋元明变迁”在他的研究中能够时时体现出来。这个范式源于199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举行之国际会议，其后论文结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就是如今颇受海内外学界重视的The Song-Yuan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一书。
该书试图联系起两个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时期，即“唐宋”与“明清”，而此其中正恰恰存在著元朝此一时期。而该书希望透过讨论“唐宋”与“明清”间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建立其起论点，即宋-元-明的变迁，以此来联系起唐宋时期之中世史（mid-imperial）与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之间的叙事鸿沟（gap）。这些都源于他从大学时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关注日本东洋史学和西方汉学，并汲取其优长，从而不自外于世界蒙元史研究的主流，对主流也作出更多的贡献。我虽不专治元史，但从先生著作中“纵横交错”的研究视野，以及对主流的关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提醒。
独钓寒江雪的坚持
上已提及，治元史者在国内外皆为少数派，元史向来被认为是个冷门的领域，萧先生曾坦言，时代会变，学术风气也会变，热门可以转为冷门，冷门也可以回复为热门，一门学问由冷转热时，固然群趋若鹜，由热转冷时，则有赖少数人耐得住寂寞，辛苦撑持。萧启庆认为，他自己便是扮演“耐得住寂寞”的角色。他在1974年转入新加坡大学历史系执教时，不得不以讲中国近代史为主。但是在教学与科研脱节的情形下，依然坚持辽金元的研究。萧先生清醒地知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道理，他在既无商榷切磋的对象，也无法培养后进的情况下，只好与澳洲国立大学的元史专家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为合作最亲密的同道，他曾开玩笑说他们俩是“南半球仅有的两个蒙元史学者”。这句话的确彰显了他们在这条路上的寂寞。
然治史者必须熬得住寂寞，在社会普遍对历史研究的意义茫然无知的庸俗环境中，必得带著“察人所不察”的独到，与对自身事业的温情与敬意坚持熬下去。这一熬，眨眼便是20年。即便近年病痛缠身，先生依然埋首于学术研究，先生今年还是完成了《元代进士辑考》与《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两部大作。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初，萧先生和李敖是当时台湾大学历史系最被看重的学生，两人后来走上不同的道路。两人道路不同，成就迥异。今天我们印象中的李敖先生学问好，风头也盛；但我更愿意将甘于寂寞、不燥不急的萧先生看做是我前进路上的榜样，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来潜移默化社会文化之风，最终再由此风改造体制。
1979年版港剧《楚留香》主题曲如是道：“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沾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写意，人生休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萧先生曾在一篇总结自己一生的习史经验的文章中提起“千山我独行，何必相送”这句话说明本身在这条万径人踪灭的路上，只是比一般人“多几分傻劲，少几分功利”。由此观之，相信先生当年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在今天浮夸草率的学术环境中，如果能在每一次重读萧先生留下的作品时，都想起先生的学行，我想，今天的我们便会自然地多一点谦卑，少一份恣睢，更提醒自己“严谨”二字。
哲人日已远，典范在夙昔。谨以此短文为先生送行，望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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