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多元族群与文化的国家，自独立以来，语言与教育课题从来就是我国建国史上重要的一页。语言的使用以及母语教育的承认，就华社而言，更是过去数十年族群凝聚的核心，以及族群动员的主要力量。通俗讲一句，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痛”。
自独立伊始，列马来文为官方语言、教育改制、兴办南大、独立中学与统考、甚至到广告牌中文字眼的使用等，无不围绕著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以及单元文化霸权的博弈而展开。
这种逐渐制度化的压迫以及不息的抗争，不止在运动中清楚划分出敌我，甚至无论是在朝在野的政治场域上，也多次就这些课题出现分裂。60年代走阶级路线，由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最终解散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官方语言的意见产生了歧见。(1)
国际上，对于母语教育与语言文化的论辩，也经历了从有限具体认可、法律间接承认再到立法一般保护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2) 21世纪的国际气候，已经是一个承认母语教育差别权与文化差别权的时代。
我国的语言与教育政策，在过去50年的种族政治与一党独大之下，不止未有回应少数民族因文化差异特殊性而产生的权利诉求，甚至至今也还不承认国际与国家宪法赋予的人权以及公民的权利。首相纳吉至今，就政党轮替以及和平移交政权，是城内“民主游戏”的唯一规则一事，至今未向人民坦诚交代。要求巫统与国阵不止承认人权的普世价值，还要确认母语教育的“平等权”以及“自由权”，岂非要求“铁树开花”？
如果把母语教育的诉求放在我国后308的脉络之下检视，可以发现政治场域的开放，已经促成社会的进步。华教华团组织最近发动的纠察抗议，如果是在1987年，或许就是发动茅草行动的借口。巫统与国阵的“单一源流教育有利国民团结”、“不能满足一个族群的所有要求”、“华人沙文主义”等回应，明显已经是落伍与过期的论调，这是好现象。
因为，当社会的矛盾已经从族群转移至更具公共性的课题之时，有心推动多元文化教育与民权运动者，也应该在这个氛围已经改变的时代，推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话语，才能够激起集体的共鸣。
因此，最近有许多“跨出去还是不跨出去”的论辩，是好事一桩。语言与文化教育差别权的承认与推广，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以及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情境之下，务必需要考量各群体的认知差异，才能够一蹴而就。如何跨、用什么跨等工具与方法，则是次要问题。
1.详见《陈凯希与劳工党》。
2.在对70年代之前的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文化普遍主义进行反思之后，最终无论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与教育原则》等文件，皆有在国际立法的层面上，保障和提升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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