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度里，紧急状态是宪法之中一项奇特的设计。它允许政府能够在非常时刻，运用非常手段（包括冻结宪法，暂停国会运作，动用国库开支等等）来处理国家当前面对的危机。
吊诡的是，这些做法犹如威权专制。在紧急状态下，民主制度容易失去它赖以维持运作的根基——监督与制衡，而政府的行政权力却有可能无限扩张。任何一念之差，紧急状态就很容易滑向威权专制的大门（例如，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因此，紧急状态的良好运用，取决于一个国家深厚的民主根基，以及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与自觉。
2021年马来西亚民主倒退的另一个具代表性的事件，要数国盟政府推迟18岁投票权利与选民自动登记的政策。早在希盟执政的时代，当时的朝野政党都一致同意修宪，将国民的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并且落实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制度。换言之，18岁的国民已经被赋予这些权利了。但是，国盟政府却宣布推迟实施，这无疑是剥夺了年轻选民既有的合法权利。
纵然政府解释到，这并不是取消年轻选民的权利，而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以及疫情的关系而延后落实。国盟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解释，疫情是如何影响这些政策的落实。对于一个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因为防疫失败而无法获得人民信任的政府而言，这类说辞是很难让人信服。
事实上，马来西亚既有的选举与投票制度并不完善。选举制度的改革停滞不前，已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尽管509政党轮替对于民主进程的意义重大，但是它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马来西亚的民主正在进步之中。选举制度改革的问题凸显马来西亚民主在制度层面是没有任何进展的。延后落实18岁投票与选民自动登记，只是重演著当权者在拥有权力之后，缺乏安全感的举措。
病毒大流行对于民主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公民参与的行动限制。最近一个例子是马六甲州选举。这次的选举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推迟举行，选民只要符合选举的标准作业程序，还是可以如常地去投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但是，民主制度下的选举不单是出来投票，然后等待选举结果，而且还看选举过程。
投票只不过是公民参与的其中一个环节，在这之前还有许多环节，是公民参与不可或缺的，例如竞选宣传，活动集会等等。但是这些环节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大大影响了公民参与的空间。
新一波民主化浪潮
或许有人会认为，即使公民参与的实体空间被限制，人民还是可以透过虚拟空间来完成。十几年前，我们看到网络的虚拟空间（尤其是社交媒体）如何打破威权专制体制的牢笼，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与阿拉伯之春让世人看到，民主化的浪潮在网络世界仿佛有了一种新形态的发展。网络社交媒体让过去没有能力发表意见、心声总是被忽略的沉默群体，有了一个公民参与的新管道。
然而，人们从2016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令人大跌眼镜的结果发现，社交媒体正在侵蚀民主政治体制的根基。因为，决定资讯传播方式的演算法（algorithm）将民主推波助澜，巩固民主的价值与共识。但是，失去生命力的巩固等同于封闭。相同的演算法窄化公民的意见空间，形成思想僵化的同温层（echo chamber）。这无疑对公民参与影响深远，助长民主倒退的困境。
这一年多以来，我们总是在谈论新常态，强调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无论是放眼全球民主的发展，还是著眼于本土政治局势，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民主新常态的可能，寻找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的新政治规范，才能避免一个民主国家进一步滑落至威权专制的体制中。
危害民主体制的因子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通货膨胀，这动摇了北非与阿拉伯国家的威权专制，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同时，金融危机加速了中产阶级的萎缩，让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恶化，创造了危害民主体制的因子。2020年以降，全球病毒大流行让民主运作陷入停滞，颁布紧急状态与推迟选举让人民的权利无法发挥影响，封锁让民主政治赖以维系的公共空间被压缩。这些危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民主也需要一个新常态。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这些危机只是民主的短暂失灵，之后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国盟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曾经引发宪政危机，尽管马来西亚最终安然度过，不失为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体现。但是，在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中，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包括不知不觉中落入一个封闭社会。
我们必须时时警觉潜在的危机，而不是根据常识、未加反省与批判的直觉来下判断。就如1933年，德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常识，以民主的方式把希特勒送上魏玛共和国的总理宝座，当时没人会质疑自己的常识有什么问题。
（本文为2021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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