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虽然奉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但其政治结构被许多学者形容为一种权威型态的民主体制。过去60年来的政治发展已经塑造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使得它屹立不倒。哪怕它曾经历几次的政治危机与政党分裂，最后都能站稳脚步。直到2008年（甚至更早，于1998年），这个权威体制的质疑开始深化与扩大，它才出现合法化的危机。
这种权威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承接自英殖民时代。就在马来亚成立之初，我们迎来第一次机会，决定我们将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做为立国之本。或许当初没有人会预料到，接下来的60年依然是一个权威体制。如今，我们再次迎来第二次机会。
达成共识，消弭分歧
选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马来西亚未来政治发展的分析与预测。这些分析与预测的必要性暗示著：未来的马来西亚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权威体制的政治结构被瓦解，带出什么意涵，我们依然期待能有更多深入的反思。
我们可以说，在权威体制瓦解背景下的政党轮替，与一个健全民主体制国家的政党轮替仍有极大的区别。在前者情况中，人们对于一个立国之本的基本价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以及其所代表的意涵，可能仍没有一个清楚的共识；但在后者情况中，人们对于一个立国之本的政治价值以及其所代表意涵，已有一个清楚的共识，且认为它们不可动摇、不可摒弃。
如果以5月9日做为一个分界，回顾之前的权威体制可以发现：各种存在于体制内的价值错综复杂，但从不同侧面分析，它们有著清晰的结构关系。这些价值彼此竞争与对立，但基本上可归纳为由权威与反权威所代表的两大类。由于权威与反权威竞争的是关乎根本的政治价值，因此双方几乎没有任何共识可言。
共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对基本价值的认定不应该建立在多数与少数的区别，更不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这里列举两个最常见的对立。第一个例子关乎民主政治的内涵。权威与反权威在固有的君主立宪架构下竞争，双方看似接受民主政治的价值观，事实上对民主内涵的诠释却有著极大的分歧。显然，对于大马应该实施什么样实质的民主体制，甚至应不应该实施民主政治，仍然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衍生价值冲突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立国之本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的争议。众所周之，建国之初各民族之间达成的基本共识与协议，最后编制成最早版本的国家宪法，做为立国之本。然而，我们如今依然看到，建国之初的这些共识依然备受质疑与挑战，这说明当初所谓的共识没有基础可言。
若对照老牌的民主体制国家，人们很难想像会出现这类争议。纵使我们可以在其政治结构中发现彼此竞争与对立的价值与主张，但它们都是立基于一个大家所接受的共识基础上。这些共识由基本的价值所构成，亦即一个大家所认定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它们为大家所接受，且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不会看到双方停留在争辩这些普世价值的阶段，他们所争辩的至多是由这些基本价值所衍生出来的其他主张。
这里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2017年德国举行联邦议会选举，一个德国人关注的课题是难民问题。近年来，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大批难民涌入欧盟国家地区寻求政治庇护。当时的总理默克尔把收容难民视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主张德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收留这些生命受到威胁的难民。德国人永远不会质疑或否定每个人拥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它是一项不可被侵犯的基本权利。然而，他们所争论是由这项权利所衍生出来的另一个价值冲突：在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是否应该无条件地帮助他们？
权威体制消失？
回到马来西亚现有的情境之中，原有的权威与反权威之间的对立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当下的马来西亚正经历一场典范式的转移，仿佛是从对立的一侧过渡到另一侧。旧有的权成体制若是一个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那么站在其对立面的民主体制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但我们不应天真地认为马来西亚将马上进入一个民主的开放社会。
事实上，旧有的权威体制瓦解仅仅是结构本身的解体，这是一回事；而构成权威体制的成素（例如：狭隘的民族优先、民族斗争等）是否会随著体制的瓦解而成为非主流或消失，却又是另一回事，依然值得存疑。
毋宁说，目前的转变只是“解构”了原有稳定的政治结构，将所有被固定在结构之中的成素给拆解打散，解开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处的阶段，依然没有确立起任何新的政治典范（民主典范是其中一个可能选项），以及我们想要的典范。目前只是对所有即存价值的重新整合（哪怕它有可能重拾权威体制所遗留下来的价值成素），重新整合后的未必与我们当初一厢情愿期待的相符。
一个国家需要对一些基本的政治价值及其所拥有的内涵有一个共识，才能日趋走向成熟与稳定。正因如此，我们期待在权威体制瓦解后，更深入反省那些仍未被揭发的意涵。比起预测“未来会是（is）什么样子？”，我们更应该思考“未来理应是（ought to be）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