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在提供地理、自然资源、位置和人口等方面的数据下，你须设计一个全新的国家。假设你了解组成这个新国家的社会历史，公民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以及他们目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这将有助于提供这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它的宪法应如何，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行政首长如何委任以及遴选，以及权力如何分配，需要哪些机构来实现有效运作，以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甚至，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投入年轻人的教育领域？怎样的机制可提供最佳的医疗保健服务？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将如何建设？有没有哪个阶层的人应该得到特别关注？法治、安全、外交和国际贸易又如何？政府是否也应直接介入商业？总的来说，应该有多少个部门？需要多少公务员？你如何确保他们不滥用权力？
财案涉及哲学观
在如此情境下，你就会思考如何分配资源，创造经济增长，甚至派发“糖果”给人民。你需估计自然资源的收入（这些资源的提取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管制），并考虑对个人和公司征收哪些税。
你可能觉得有必要通过税务的增免来激励某些“好”的活动和惩罚“坏”行为。当然，对于公民的消费和储蓄习惯，以及企业的运作方式，甚至你无法控制的商品和汇率的价格，都会有各种假设。但是你会发现经济学家会帮你做出这些预测。这些都是设计一个国家预算案时，你须思考的东西。
然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会如此考量年度预算。只有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人物，才有这种奢侈的哲学观。对于其他人来说，预算案开始时可能会涉及一些哲学考量：例如低税率或高福利的道德考量，甚至是特定种族群体期望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是很快的这一切就会被其他思量优先取代。
不同的考量
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制的国家，领导人都会有要取悦的派别、要安抚的盟党、要吸引的新选民，要让批评者沉默，对潜在的敌人先发制人。因此，预算成为这些工具，我们可以从给予各部门、机构或官联公司的预算中推算出来。
更广泛地说，如果这些要求变得至关重要，那么任何意识形态的基础都完全消失了：在同一个政策中，我们可看到两种不同方向的意识并列，更多的自由化以及更强大的国家控制，有利于增长和倾向依赖的政策，认同绩效之际，也给予种族的考量。
这些现实都融入了10月尾由朝野提出的预算案和替代预算案里。个人用自私的眼光来阅读预算案是可以理解的：我如何减少缴税？我购买球拍时，能否获得更多的扣税？我是否应该建立社会企业？
对于许多评论员来说，这（又）是一个选举预算案，分析了各种“分配”（一个中性的词来形容人民钱财的重新分配和债务增加），这些分配反映著执政联盟所要争取的选票。它可能会有预期的效果。
替代财案充满疑问
如果你关心的是教育和交通基础设施：要求取消大道收费的大道使用者，期待奖金的公务员或更多奖励的女性，10月尾的预算案，可说正中下怀。在野党提出的替代预算案中，尽管其意图削减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非常明显，但其许多前提假设是充满疑问的。
在这方面，我们与独立时第一任政府的经济观点的差异日益扩大，当时部长和公务员对人口的比例没有如今高，政府也没有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更不会时常有政治人物涉嫌腐败和盗窃国家资产的新闻。
然而，经过数十年不断增长的支出和债务，预算案里要注入政治理念，可能越来越困难。对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赢得下届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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