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曾经历长达46年种族隔离的黑暗时期，那时，法律将人按肤色分等级，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被剥夺基本的权利，被暗杀、伤害、被失踪、对异议者随意检控、囚禁和进行刑求。动荡的政局深入至每个人的生活中，由国家带头行使的暴力，让南非人难以回避，每天都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下。
国家的监狱里挤满了被政治检控的人，情况直到由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在1994年的民主选举中赢得政权后，南非人才慢慢从高压的管治中得到松绑。
可是，经历了国家多年的残害，遗留下的是遍地的创伤，即使已“改朝换代”，过去经历的阴影和压迫无法，也不该假装未曾发生过。新政府于是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针对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人权压迫事件，不管是不公义制度制造的欺压，还是反对派在斗争时引起的暴力，都在委员会里处理和找出真相。
最大规模逮捕行动
和法庭的聆讯不同，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惩罚与定罪，而是和解。委员会是要让真相呈现，受害者和逼害者都有机会表达自身的伤痛与悔意，把“种族隔离”的大结构还原至如何影响到一个个具体真实的人。
在众多的案件中，找出事情如何发生，人与人之间为何互相伤害。抽丝剥茧为的是看清暴力的结构与运作，认真面对，并以此为教训，同样的事才不会在未来重复发生。
这个转型正义的过程，对于曾发生国家暴力的地方尤为重要。不管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后殖民时代的南美洲诸国，以及茉莉花革命后的中东等地，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转型正义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国家的暴力以不同的名义和形式发生。在1987年，警方援引了内安法令，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逮捕行动——茅草行动，扣留者来自反对党、社运人士和华教领袖等共106人，三家报馆星洲、星报和祖国报亦被关闭。
今年是茅草行动发生的30周年，非政府组织和过去的受害人与家属在一场名为“追忆与反思”的纪念活动里，向公众分享这段在历史书里不曾被记载的历史。
老马应为错行道歉
学者与人权工作者柯嘉逊在茅草行动时代被捕，其后被扣留两年，他的妻子安妮在30年后回忆当年往事，说起丈夫在被捕的深夜，她仍不禁哑咽，丈夫被大批警察带走，家里剩下她和两名年幼的孩子，当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是心有不忿，警察在为所欲为怎能无人知道？于是，她独自跑到街上，向邻居大喊：“政治部来了，他们把柯嘉逊抓走！”
独自喊叫看似无力，但如果所有受害人都聚集起来，向不正义的逮捕发出怒吼，情况会否不一样？这106位的受害人家属，有的组织起来，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互相支持，跟进最新状况。
当年的小孩也已长大成人，但过去的悲痛没有随年月而凋淡，那时家属在吉隆坡的湖滨公园请愿，大家手挽手唱著“we shall overcome”互相激励，像已故的人权斗士艾琳费南德斯（Irene Fernandez）的女儿，当年才是个六岁的小女孩，便要出来声援被捕的母亲。自此以后，她长大后便没有再踏进湖滨公园，这些地方、歌曲与影像，仿佛一直重提她们一家所面对的苦难。
谁要为茅草行动以及多年来发生的政治逮捕负责？这些受害者的正义又要如何伸张？非政府组织和受害人要求在茅草行动时期，担任首相的马哈迪为当年的错误道歉，尤其是他现在成为反对阵营的一员，更应拿出道德勇气，承诺类似的政治检控将永不发生。
从历史阴霾走出来
有人认为，要求马哈迪道歉意义不大，也会影响到反对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但，茅草行动对于马来西亚的影响，远远超于这106人和他们的家属，大逮捕足以打沉了一整代社会运动的力量。当我们叩问“为何国家已经那么多问题，大家还不站出来？”，大概可以从这一段历史里找到线索，大逮捕换来的是全民的集体恐惧，社会运动在这支离破碎的基础上，慢慢地从重创中走来，再重新聚集起今天的力量。
正视这段历史，不纯是为了追究过去，而是提醒我们，历史里面曾经有过这段黑暗的回忆，也因为记忆，才能展望未来不再犯错，如同那些从历史阴霾中走出来的国家，也必须处理这些旧伤，才能继续向前。
说到底，转型正义的目的是回归制度，就像南非大法官奥比萨克思所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群众，也不是特定的人口，违背正义的体制才是我们的仇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