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词典将伦理定义为：管理个人行为或活动的道德原则。因此，在商界和公共领域，由人民组成和领导的公司和机构，可依据他们的行为，划分为道德，不道德或者无关道德。
在商界，企业伦理包括了如何提升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和信托责任，以及拒绝贿赂，歧视和内幕交易行为。一些文学创作里（基于现实故事）就有突出伦理缺失带来的影响：美国电视剧《金融战争》（Billions）和电影《华尔街之狼》就是其中例子。
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公共领域，尤其当我们谈论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从护照更新到孩子的教育时，伦理更不能缺失。
信任基于透明度
不仅如此，民主的政府机构须向公民负责，这可通过法治、自由公正的选举机制等制衡机制而实现。所有这一切都受联邦宪法制约：这是出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契约。
无论如何，这只是理论上而言。今天在马来西亚，企业和公共领域的道德操守情况，实际上是复杂的。
像所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样，除了董事会议外，我也出席了数项由大马股票交易所、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等提供的培训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反复强调，我们必须遵守许多法律（特别是经修订的《公司法》），遵循行业标准，努力实现各项卓越指标。这可能会让你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商业伦理环境的缩影。
然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受到同样程度的审查，特别是如果它们与政府或政党关系密切。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员和董事之任命，更被视为一种利益的交换或作为不披露某些信息的条件。当然，这种看法可能是基于谎言和谣言，但对企业界而言，民众对企业的信任是基于透明度和能力。
要求高标准伦理道德
在这方面，人民对政府的认知是更糟的。国会议员的责任就是代表选区民众发言发声，但有多少市民觉得这样呢？政策的制定可以在歧视的基础上，公然针对特定部分人群，也可能违反以前的政策、大选宣言承诺，甚至更糟糕情况是，违反联邦宪法。
当国会不能或不愿审议政策时，也等于失去维护伦理道德观的机会。其他的国家机构也因政治关系，特别是其高层官员的委任，不是考量法律规定而是个人或政党目的时，也令民众对这些机构失去信心。
国家机构如果无法取得民众的信任，不仅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也会使我们走向一个充满欺诈和愤世嫉俗特征的社会。后者令社交媒体如WhatsApp出现各种嘲讽，但这些都无法掩盖我们长期的沮丧。可是，我们又要如何去推动社会的道德观？
我们已经看到，当政治激励体制不存在时，就应对伦理道德有高标准要求。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去政治化”的商业环境。我们的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曾说，商业和政治不能混杂，他理解了将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的危险。（他就不曾兼任财政部长。）
有人可能会说，要达到此成果，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政治变革，但是太多所谓的改革者最终还是继承了他们所替代的人之不良习惯。
以身作则
相反，这需要以民间社会为首的多管齐下的做法：与政策制定者和官僚互动，改善现有的法律；通过公开论坛说服广大公众，但最终极的还是要教育年轻一代公民，伦理道德的重要。
无可否认的，在社交媒体里，获得认同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成为高道德标准的少数，而不是跳上腐败的潮流列车时，这是不容易的。
因此，另一个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如果我们能够展现商业伦理带来的更公平和更自由的资本主义，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表明公共部门伦理道德，可带来更负责任和回应式的民主，扩大公民参与；那么提升伦理的重要，就不言而喻。
这将是一个缓慢的改变过程，但我们不应就此不去尝试。
本文为作者近日在大马商业伦理机构的演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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