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5年伊斯兰党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与民主行动党断交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似乎又回到1999年的斗争模式。
1999年是马来政坛的大风暴，起因不是伊斯兰党与巫统的斗争，而是马哈迪的副手安华在1998年9月2日被马哈迪革除一切官职，并在9月3日被巫统理事会开除出党，理由是安华被指涉及不道德行为。
当时的消息说，如果安华当年（即1998年7月）接受献议赴外国当大使，两人的矛盾就会缓和下来。但安华拒绝妥协，被开除后不久，安华掀起了第一波政治改革运动（Reformasi），一时声势浩大，支持者情绪高昂。
先是9月13日安华在其家乡峇东埔展开第一站巡回演说，并提出了《峇东埔宣言》，矢言与马哈迪抗争到底。为扩大影响力，安华于9月20日移师吉隆坡独立广场，将《峇东埔宣言》转化成《独立广场宣言》，支持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基本上以马来人为多，估计有十万名。
助伊党崛起
也许是安华的威力与魅力过猛，他在同一天被警方援引内安法令扣捕，直到9月29日安华被提上法庭，指控他触犯10条刑事罪，不准保释，才从内安法令转为刑事拘留。从那一天起安华失去了自由，直到2004年9月被释放。他前后在监狱度过近6年（从1998年9月20日—2004年8月）的黯淡时光。
他在被捕后，通过妻子旺阿兹莎在1999年组织“国民公正党”，并与伊党及民主行动党达成合作，期间也加进了人民党。这四党联盟也组成了“替代阵线”，以安华作为共主，希望能在大选中给予马哈迪致命一击。
然而1999年11月的大选，并没有给安华带来意外的惊喜，反而是铸造了伊党从中崛起。这一年伊党除保有吉兰丹州政权外，也夺回登嘉楼州政权。更甚者，伊党第一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观公正党只拿下5个国席，而行动党也算失败，只保住10个国会议席。林吉祥和卡巴星首次在国会选举中落马。
从一方面来看，安华效应折射伊党，后者借机安华的入狱和在拘禁期间被全国警察总长殴打来争取马来选票，出乎意料取得胜利，让巫统也捏了一把冷汗。这意味著马来人选票分成两派。
要求华团取消7诉求
可惜的是，这个“替代阵线”很快就出现裂痕，伊党坚持走伊斯兰国路线，行动党极力反对，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当然安华也不是个胜利者，但他的影响力造就了伊党的抬头也堪可告慰。只是伊党有本身的议程，不容易受制于安华，更何况安华在狱中，又如何向伊党指手画脚呢？
今天伊党与公正党分道扬镳，也是因为党的斗争理念不同所致。
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是华社的分裂，形成两个集团，一个是由董总领导的华团共获得2095个社团的支持和响应，它们提出了“华团大选诉求”，其中的重要点是要求公平施政、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废除固打制等。但华社的大团体如华总、中总和贩总反对诉求的内容，也就没有参与签署。
不过反对党的替代阵线一马当先表示支持；而国阵的马华、民政及人联党也不得不接受诉求的存在。
碍于大选（11月）即将来临，政府方面没甚大动作，只有在大选后，政府的“秋后算账”是促诉求领袖将诉求中的七项要求取消。
郭全强（董总主席）在压力下也不得不有所表达，同意搁置，但不是收回。
这场风波也在后来演化成种族的对峙，巫青团扬言要针对华堂有所动作，而华社也认为大选已过，国阵又大胜，就不必追究了。马哈迪身为首相，他对华社支持使国阵保住2/3多数席感到满意，也对华裔选民的“深明大义”有所感激。如果不是华社的支持，马哈迪将会失去较多的席位。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主要阐明今天的首相纳吉经过摸索和反思后，终于认为不应放弃华人票。本来在2015年后，巫统有认同与伊党合作，也默许伊党在国会提出355法案，以使伊斯兰法庭扩大权力施以重刑，引发争议。华基政党自然大力反对，但巫统也陷入一阵的迷惘，究竟要放弃华裔票转向马来票和印裔票？抑或是争取回华人票，以便能兼而得之。
争取华裔支持
从纳吉近期的动作，如增建华校、加强与中国合作中已显露出国阵需要华人票。在这种情形下，巫统的选项已不多，要么直接与伊党合作，全力争取马来票；要么保持原来的多元团队，以让华裔感觉国阵也需要他们的支持。
正因为这样，这些日子已少见传媒公开讨论“巫伊合作”的课题，似乎赞成伊党来一个三角战。这是种既不得罪伊党，也不丧失巫统议席的安排。
若是巫统仍通过国阵争取华裔选票和稳住东马土著的选票，它就可能重演1999年的大选战果。当然若能保持现状，不做任何大的改变，对国阵会比较好。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希盟，它在现阶段已进入马哈迪领军的关键时刻。除了避免挖马哈迪的旧伤痕外，也要在舆论上给予马哈迪支持。
今天的希盟所握的王牌是马哈迪，如果让自身阵营乱了脚步，有的支持马哈迪；有的反对马哈迪，这场仗又如何打呢？因此希盟的战略也应实事求是，跟著时局的变动而作出调整，不然马哈迪如何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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