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双威集团主席丹斯里谢富年在2013年邀请我，加入以其名字命名，拥有和管理著双威教育集团的基金会为受托人时，我回答指，参与这将是一个荣幸，但我缺乏如其他受托人的丰富经验，也对双威校园实地情况所知不多，只是偶尔受邀出席双威大学的学生活动。因此，当大学邀请我（通常在他们的审查程序后）成为2014-2016年的名誉资深讲师，每学期在美国学位转移课程中，教导一些课程时，我感到非常兴奋。
上周，我教了最后一堂课。回头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经验。
在这过程中，第一个障碍是如何克制面对学生时的紧张情绪。这与在研讨会上，面对著的成年观众有很大的不同，在研讨会上人们期待的是你的见解，而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在教室里，学生期望你传递知识，然后他们可以应用于学术上取得成功。特别是，从学生的角度，期望你拥有的知识比他们多，这（我在很久以前，作为学生时已了解）不一定是如此。事实上，我有一个学生在每堂课上，都强烈地挑战我，但我相信她的好奇和勇气，会让她走得更远。
第二个问题是，基于所教导的课程性质，往往要在遵循课程要求与脱离纲要寻求知识乐趣之间，达致一个妥协。因此，课堂上会有对类似使用核武器或东南亚地缘政治对抗等议题的辩论，这让我忆起大学时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求学情况。学生可自由无阻的在课堂上辩论，导师只介入提醒参与者未考虑到的层面。
这目的是让学生本身通过处理所有的论据和各种观点，来解决知识甚至是道德的问题。如果我在双威大学见证到的如此令人振奋的讨论，也发生在国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那这是令人非常鼓舞的─我们的下一代公民，对当代课题，有著同情心和批判思考。
好老师启发学习热情
最后的困难是要很客观的根据评估准则，评估学生的表现。虽然书面作业可以匿名，但事实是，在学生人数不多情况下，你可以猜到哪个学生写的，而在课堂报告上，匿名根本无法存在（个人经验将起作很大的情感作用）。它需要强大的纪律，不受之前与学生的互动所影响，尤其更痛苦的是，看到一个聪明的学生表现不好时。你还必须面对，因给予低分而可能影响学生学术成绩的局面，学生会多方交涉要求给予更高的分数（伴随著试图贿赂的蛋糕）。
当然，我也见证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从务实到更严肃，例如让学生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而表现更好；但总体来说，这经验让我了解到作为基金会受托人的角色。
当我是学生时，普遍上我并不喜欢我的老师：最好的老师，是那些真正启发我，让我思考课堂外主题者。几天前在爱丽丝史密斯学校七十周年庆祝晚宴上，我遇见了教过我地理的周老师。她的课燃起了我的学习热情，要了解人类如何与周围世界互动，如果我的学生有一天能在类似情况下记得我，我会很高兴。
我很幸运，经常受邀到教室和学校大厅给予讲座，能够与下一代的年轻公民建立关系是一种荣誉。谢谢丹斯里谢富年，校长格米尔金森（Graeme Wilkinson）教授和在教学上给予我的指导的同事苏妮达（Sunita Arthur Selvara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