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双威集团主席丹斯里谢富年在2013年邀请我,加入以其名字命名,拥有和管理著双威教育集团的基金会为受托人时,我回答指,参与这将是一个荣幸,但我缺乏如其他受托人的丰富经验,也对双威校园实地情况所知不多,只是偶尔受邀出席双威大学的学生活动。因此,当大学邀请我(通常在他们的审查程序后)成为2014-2016年的名誉资深讲师,每学期在美国学位转移课程中,教导一些课程时,我感到非常兴奋。
上周,我教了最后一堂课。回头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经验。
在这过程中,第一个障碍是如何克制面对学生时的紧张情绪。这与在研讨会上,面对著的成年观众有很大的不同,在研讨会上人们期待的是你的见解,而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在教室里,学生期望你传递知识,然后他们可以应用于学术上取得成功。特别是,从学生的角度,期望你拥有的知识比他们多,这(我在很久以前,作为学生时已了解)不一定是如此。事实上,我有一个学生在每堂课上,都强烈地挑战我,但我相信她的好奇和勇气,会让她走得更远。
第二个问题是,基于所教导的课程性质,往往要在遵循课程要求与脱离纲要寻求知识乐趣之间,达致一个妥协。因此,课堂上会有对类似使用核武器或东南亚地缘政治对抗等议题的辩论,这让我忆起大学时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求学情况。学生可自由无阻的在课堂上辩论,导师只介入提醒参与者未考虑到的层面。
这目的是让学生本身通过处理所有的论据和各种观点,来解决知识甚至是道德的问题。如果我在双威大学见证到的如此令人振奋的讨论,也发生在国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那这是令人非常鼓舞的─我们的下一代公民,对当代课题,有著同情心和批判思考。
好老师启发学习热情
最后的困难是要很客观的根据评估准则,评估学生的表现。虽然书面作业可以匿名,但事实是,在学生人数不多情况下,你可以猜到哪个学生写的,而在课堂报告上,匿名根本无法存在(个人经验将起作很大的情感作用)。它需要强大的纪律,不受之前与学生的互动所影响,尤其更痛苦的是,看到一个聪明的学生表现不好时。你还必须面对,因给予低分而可能影响学生学术成绩的局面,学生会多方交涉要求给予更高的分数(伴随著试图贿赂的蛋糕)。
当然,我也见证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从务实到更严肃,例如让学生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而表现更好;但总体来说,这经验让我了解到作为基金会受托人的角色。
当我是学生时,普遍上我并不喜欢我的老师:最好的老师,是那些真正启发我,让我思考课堂外主题者。几天前在爱丽丝史密斯学校七十周年庆祝晚宴上,我遇见了教过我地理的周老师。她的课燃起了我的学习热情,要了解人类如何与周围世界互动,如果我的学生有一天能在类似情况下记得我,我会很高兴。
我很幸运,经常受邀到教室和学校大厅给予讲座,能够与下一代的年轻公民建立关系是一种荣誉。谢谢丹斯里谢富年,校长格米尔金森(Graeme Wilkinson)教授和在教学上给予我的指导的同事苏妮达(Sunita Arthur Selvar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