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欧洲极右民族主义涌现，在奥地利，极右民族主义者甚至险些取得政权，美国川普式民粹主义大盛，甚至有可能赢取总统宝座。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否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想，也不妨从全球化、区域化与民族主义的互动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出现于发达民主国家的非常态。一般来说，源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或是受过西方主流教育与媒体影响的人，多会选择性地从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的角度，来解读现代与当代史，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他们不欲谈的现象或课题。说起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们有意突出或宣传某类特定意识形态。因此，就难免会出现选择旧论述──不论是出于好意或恶意。
文明有可能倒退
发达国家出现这类非常态，给人的印象是，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固有其可欲的价值与优势，可也如其他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或伊斯兰主义一样，并非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它的出现，巩固与持续也需要特定的条件，如安全感、文化与经济条件等。当这些条件出现变化后，各种非常态也会随之而来。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历史重演。重演表示文明是可能倒退的。
读西方现代史会发现，许多学者爱说19世纪是个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盛行的黄金世纪，可他们虽知道，但不愿强调的是18与19世纪，也与西方民族主义兴盛的两个世纪，特别是19世纪，也是个民族国家理念与民族主义横扫欧洲的时代，如德国便是经由多场战争才统一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
而德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便与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拿破仑东征西伐的征战相关（虽然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与博爱）。与此同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适者生存观，也助张了生存竞争的意识。伸言之，有人称之为全球化第一波的19世纪（特别是其后期），表现观之，是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市场大行其道；可与此同时，也是为了富国强兵而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世纪，如1870年代，英国介入马来半岛事务的主因之一，便是为了阻断德国、法国等把势力伸展入半岛。
富了美国损了欧洲
同理，英国对清朝展开鸦片战争，也是个贸易打先锋，武力做后盾的市场打不开，武装力量跟著来的强开市场的霸道作用。有人还写了本《民主、自由市场与和平：征服世界的理念》的书；只是，却没提到，西方的民主是富国强兵的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西方各国强势崛起的时期，是实践威权、专制或有限民主（如有产资格，无产无投票权）的历史阶段。而这个富国强兵，也与殖民，也就是剥夺他人的自由，成就自己的自由与民主相关。
只是，富国强兵的结果是，二次世界大战，其结果则是富了美国，损了欧洲。同理，战后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也同样损了美国与苏联，富了日本与德国。今天，一些后起国家如中国、印度崛起，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分薄了发达国的财富与就业机会，同时也加剧了各国国内的贫富两极化（其中一个主因是技术进步、自动化也富了资本家，损了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与贫困化、高失业化，这本是阶级问题，可又被族群化与教群化，用外来移民与伊斯兰来掩饰阶级矛盾。
除了把阶级矛盾加以族群化、教群化、怪罪他国与外来移民争就业与分薄福利支出外，过度的长期的福利国政策，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的竞争力，使各国财政长期恶化，这也是个好心帮倒忙的意料之外的后果。
总的来说，在区域化与全球化中，成为赢家者，极右民族主义不会那么强劲，而输家则会出现强劲的极右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与排外情绪。说到底，生产力与竞争力才是硬道理；当然，这也只是多种看法中的一种，如左派人士，怪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便是另一种视角。更有人认为，这是调适不良的过度阶段。
总结而言，高品质自由民主的产生，巩固与维持并不是浪漫主义者想像的那么容易，而民主选择本身，也不能保证总是贤能者当选。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便公开声称，川普与希拉莉皆非理想人选；只是，川普会较希拉莉危险；其中选，会危及美国与世界。在这众声喧哗、众口难调的时代，恐怕也会有人认为，这是有立场的一面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