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在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INSAP）主办的2017年财政预算案工作坊上致词时说：“首相告诉我，当我们（马华）与华团及中总进行讨论的时候，除了提出减税措施，能否也提出增加国家收入的建议？”，廖中莱希望有方法可以达成一边减税，一边增加国库收入的双赢局面。
方法不是没有，只是国阵政府要不要做？方法就是把朋党的垄断打破，开放、促进自由市场的竞争；以及消除朋党集团在经济各产业中无生产性，只是分割蛋糕的环节。但国阵能否做到这点，尤其这种运用政治权力，不劳而获取得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一种“特权”。在“新经济政策”中，这已经是合理化了。
任何人敢动这些“乳酪”，必然受到各种恶毒攻击。在多数暴力下，知道者也不敢明目张胆要求废除这种以扶持特定弱势种族之名，行朋党资本主义为实的政策。就是因为这种政策存在，无形中压制了人民在经济领域的进取性。
繁荣与腐败对立
教育体系须改革，施行任人唯才，不分种族政策；加强劳动者的生产技能，而非老依赖廉价外劳。若我国仍不改变这种出口高技能人口，引进低技能人口的现况，国家永不会进步，且会在世界竞争潮流中沦落为第九流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贪污腐败是妨碍国家进步的障碍，没有一个国家的繁荣可以和腐败一起共存。腐败可以因为各国民情不同而分不同层次，最典型落伍的腐败层次是中国式腐败，就是向行政高官行贿换取经济利益，这种腐败多出现民主、民权和法治概念较低，政权大于金权的第三世界国家。
至于民主、民权和法治概念较高的西方国家的腐败，则是金权大于政权。如美国式腐败则是通过财团、企业和基金形式支持国会议员或总统，让这些人通过立法来维护自己利益。这些政客退休以后，可以进入相关企业当高薪顾问，财团也会将自己内部人安插在政府高级公务员的职位中，制定任何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这种模式被称为“旋转门”。在西方国家，真正掌权者不是只能做4年或8年的总统和国会议员，而是这些一做就能长达二、三十年的高级公务员。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腐败”手段，可以尽量达到蒙蔽人民的愚民效果。
漠视贪污无法改革
大马的腐败可说是集二者之大成。有是官也是商，商也是官；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甚至可以通过政府政策给自己获取商业利益，必要也可以通过立法来保护自己免于司法刑事罪的对付。前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认为大马是世界最贪污的国家。贪污就像社会的怪物，是必须被根治的，但是官方机密法令却变相包庇贪污的罪恶，就算记者有文件在手也无法揭露贪污丑闻，反之还可能坐牢七年。
当一个国家发展到黑白颠倒，贪污者可以在腐败行径曝光后不受对付，仍然高居庙堂，继续尸位素餐，官官相护无视腐败对国家的祸害。而老百姓也宁愿注意裙子穿短些的事件，却对亿亿元的贪污案漠不关心。这样的国家，就已经失去自我改革的能力了。
没有自我改革能力的国家，人民收入也不可能出现实际增长，国库收入的增长只能通过破坏民间经济的增税和印钞票获取。这样的国家，国库收入增加再多，也还是钱不够花的。财政依然还是年年赤字，不可能出现盈余，因为腐败到极点的国家，政府部门蕴藏的利益集团，都会尽量使用各种手段获取最大的财富利益。财政盈余是和他们利益是相违背的，他们又怎么可能会节约开支呢？这就是给我国政府国库收入增加再多，也没有用的原因，钱再多依然还是不够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