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宗教政治，是大马政治的主调；只是，它本身究竟是种终极目的，还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则颇有争议。
基本上，人类是有所为而为的生灵，他的言行，也多与某种动机或目的相关，如为名、为利、为色、为理念、为好奇、为争口气、为报复、为逞威风或什么的。比方说，在美国，便有人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美国宪法，认为这是部由“有产阶级”写成的，含有护卫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的宪法；也有人说，美式司法，就如其联邦法院，是一种旨在于防范普通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反民主多数决”制度设计。
巫统权争只为利益
就大马来说，就如印度的“种姓政治”（Caste Politics）一样，是大马的种族主义，也是种争取实际利益的工具。以五一三事件为例，有人便从阶级分析切入探讨五一三。敦拉萨政权，也是开宗明义表明，其起因在于，马来人不满其当时的社会经济地位。
据此，便出台了旨在纠正族际经济不平等的新经济政策，如要把1970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从外资占63.3%，土著占2.4%，其他大马人占34.3%，改变为1990年的外资占30%，土著占30%，其他大马人占40%的结构。可见，对不少非马来人而言，新经济政策是个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工具；只是，政府则说，这是为了实现国民团结与种族和谐的必要手段。
美国黑人经济学家Thomas Sowell（具有右翼倾向）便认为，美国、大马、印度等国的扶弱济贫政策，常沦为既得利益者的谋利工具。当然，肯定这些政策的人也不少。就大马来说，1980年代后，新经济政策的确也有被少数既得利益者骑劫的现象，它不但致成了金钱政治，也激化了巫统的权争。1987年以马哈迪为首的巫统A队及以拉沙里为首的B队的权争，显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路线之争，而纯粹是利益争夺战。
表现影响政权成败
从经济增长与选举成绩的角度看，两者间的关系，也是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政治学里，这还有个名词，称为“政绩正当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也就是，政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表现。表现好，政权便得以延续；表现坏，政权便受到威胁。这也是何以，政治经济学里有“政治性经济周期”的说法。这个用语是说，在接近大选期，政府会扩大支出，刺激景气，让人有美好感觉之体验，进而投执政党一票，而选后经济又掉入不景气中。长远来说，这就致成了长年的赤字与总债务。不仅后进国如此，先进国也概莫能外。
就个案来说，在1990年大选，当年许多大马人看好四六精神党主导的反阵声势颇为浩大，可最终成绩则是，国阵赢了180席中的127席（国会得票率51.9%）；其中，巫统赢了71席，而四六精神则仅得8席（得票率14.4%，比巫统的29.9%少）。
此种情况的主因之一是，在1980年代后期，巫统放宽新经策的约束，经济表现转佳，经济增长率高达9%。同理，1995年，国阵大胜，也与高增长相关，1995年增长率为9.8%。2004年，增长率为6.8%，虽不算高速，却因阿都拉巴达威上台的“新首相效应”而大胜。
只是，进入308与505两届大选，经济增长率个别低至2008年的4.6%与2013年的4.7%。不仅增长率低，还碰上高油价引发的高通膨，成了使国阵失去2/3优势的主因。
当然一个政权得不得民心，因素复杂，惟民生好坏，则是关键因素。特别是对马来人而言，它不但会引发民间不满，还会加剧族群内与政党内的斗争。对普罗马来人而言，所谓制衡政府，否决2/3，改朝换代，并不具特别的吸引力，这主要是华人的观念。
对马来人而言，民生才是硬道理。只有相对少数的马来精英与知识份子，才会认真对待权力会腐化人心的作用，以及认识到权力精英用种族主义来模糊内部阶级分化的动机。
毕竟，以权谋私是快速致富之道。这里也突显了，马来社会具有较强的由贵而富的倾向，而华人则较倾向由富而贵的倾向。当然，这均与大马的政治经济生态与历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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