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在谈到西方时，多以为西方是铁板一块；只是，搞政治经济研究者，则认识到，欧风与美雨是不同的。比方说，美国知名的多产评论人Jeremy Rifkin在《欧洲梦》（European Dream）一书里（2004）便说，美国是美国，欧洲是欧洲，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美国人工时长欠债多，欧洲人则否。
其实严格说起来，美欧两地也有区内的差异，如美国东西两岸与内陆，或欧洲的南北差异（即北富南贫等）。为了便于概括对照，学术流行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社会主义的欧洲（Socialist Europe）这样的分类法来标签两地。当然，所谓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是某些层面与程度的差异，而不是如Rifkin所形容的那种强烈对比，如在全球化压力下，欧洲已日益调低公司税。
从贫富差距角度看，大体上，欧洲差距较小，而美国较大，如以基尼系数来区分，北欧的系数在0.25，西欧约在0.25-0.3，而美国或英语系国家，如美英加澳纽，则在0.35-0.4左右。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在0.4-0.5之间，如大马是0.42。何以欧洲较注重经济平等，而美国则否？这自有其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成因，如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强调自力救济。
如美国缺乏封建遗业，较敌视社会主义，避讳阶级，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的适者生存思想较强，有注重实际甚至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实用主义民族哲学传统，也比欧洲人更不信任政府。用高度简化的用语来概括，便是美国人的政治哲学较偏向消极的自由，而欧洲人则更注重积极的自由，如社会权利（Socia Rights）。
自由的价值观
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平、效率、安全、宽容等，是当代人耳熟能详的用语；只是，政治或伦理学者，常为这些用语的性质与范围争论不休。有者如政治哲学家柏林（Berlin）还说，这些不同的价值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他称之为价值多元论（ValuePluralism）。
此外，柏林也提出消极对积极2类自由论。就自由而言，争论太多，大体上，也可分为哲学意义与政治意义的自由之别，如有关自由意志（FreeWill）便属于哲学范围。
一般所说的Freedom主要指身体上的行动自由，而Liberties则指宪法规定下的自由，如大马宪法5-13条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指的是有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自由，如言论、结社、集会、信教的自由等。
在西方主流思想中，这是有关权力与权利及义务的课题。这些基本自由的有无，取决于以下3条束缚，身体的行动上有无被施加限制或阻挠；国家或法律有无加以禁止；社会舆论有否造成心理压力。
在性质上，这是种免于受到干涉的自由（Freedom）。也就是消极的自由；英美古典自由主义或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Neo-Con）一贯强调这类免受干扰的自由，也认为这才是货真价实的真自由。这类自由也与法治对应，其特定是，不谈实现自由的条件，如有否经济能力去实现自由。
另一种自由则被称为从事自由，也就是去争取谋种利益的自由，柏林称之为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这是种值得怀疑的自由，它与民主的相关性较高。争取的，或积极的自由著重实现自由的条件，也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削弱自由与民主的阻力，要实现自由王国，便得先克服必然王国的阻力。据此，就需要国家的介入，把国家当成必要的善而非必要的恶。
自古以来，凡是重视社会公正或分配公正者，如中国2千多年前的墨子或现代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偏重国家的力量，来均贫富或实现更广泛意义的机会的或结果的相对平等。
欧洲较重视福利国，美国较反对福利国，便不可避免地涉及有大作为政府，对少作为政府的大政府对小政府的论战。消极自由反对政府多管闲事，也强调减税与小政府，才是对自由的保障，如茶党（TeaParty）很反对大政府与增税。茶党也更偏重经济自由，要求政府减债减开支。
从政治的角度看，美式民主也较害怕民众的力量，故长期以来投票率偏低，有人称之为1/4民主，即投票率约50%，而得胜者通常也是赢得不多，故名。美式的政治制度设计，如两大党轮流坐庄，第3党崛不起来，总统由选举人（Elector）而非选民直接选出，强大的国会，游说滥泛、强大的利益集团政治、固化不平等的多元主义，金主政治等，皆有防民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