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首相纳吉所言，2016年财案是最难的财案，是否如此，见仁见智。政府强调的是，由于油气收入大减，若非消费税打救，财政赤字将无法改善。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的误导性。
油气价格大跌，固然损及税入，可也别忘了，自2007年以来，由于油气价格大涨，政府也得花巨额补贴燃料，补贴数额也在百亿以上。油气价格大跌补贴取消，自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的减少，故不宜夸大油气收入大减的负面作用。
此外，就消费税言，也应看到这是把两面刃。其实，虽说在2015年消费税可带来约270亿的额外收入，在2016年更可能高达390亿令吉。可也别忘了，早在2014年，当时的销售税与服务税的收入，也高达约170亿，估计若继续采用实行，也可能在2016年达近200亿。
易言之，额外增收约190亿，可若政府搞真的反腐倡廉，估计也可能为政府节省百多亿。希望联盟的估计则是，可节省约300亿。显见，若政府廉洁高效，即便油气价格大跌，也不出台消费税，也未必有大碍。
就削减一些部门的开支，如高等教育部的拨款从2015年的157亿减至2016年的133亿言，也不宜夸大其对高教的杀伤力。
因为，整体上言，大马的教育支出是物非其值的。也就是投入量大，可回酬偏低，是没有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支出。因此，未来的重点应是资源的使用效率，而是不计成本的盲目投入。毕竟，资源是有限的，任何支出与投资均应考虑及成本─效益（Cost and Benefit），才可能产生可持续的良好效果。
高教生量多质不高
就大马教育来说，高教的拨款比重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从绝对额来看；无疑，它是少于教育部的413亿，可不论从人数与学校间数来看，教育部的拨款是比高教部偏低得多。
仅以人数来看，在2013年，学前教育生的人数是约19万，小学是274万，初中是136万，高中是84万，技术与职业学校是3万3千多。加总起来，仅是生数便是500多万，学校间数与教职员人数也同比例比高教多得多。
反观高教，若以公立大学在籍生数为基准在2013年也只有约56万人；其中，女生为约34万，男生为约21万，阴气极盛，阳气太衰，且文科生比理工科多。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其实大马拨给高教的百分比，不仅偏高，且偏高得多。
深层地看，大马的高教不但占用了偏高的教育资源，它还有一个质的问题，也就是量多质不高，就以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为例，拥有3千万人口的大马，大学的龙头老大马大，也仅排到第146名。可人口仅有550万的新加坡，其新加坡国立大学却可排到第12名，而南洋理工大学也排到第13名。一个小岛可以出现2间全球名校，可大马却没一间挤入全球百大。
更令人深思的是，大马公立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偏高，显示学习内容有问题。为了减少失业率，毕业后还得再花钱培训他们，以便提高可就业度。
在未检讨这些素质问题之前，若还盲目加大投入，是否过于盲目？可别忘了，这是公共资源而资源又是有限的，高教多占一份，其他领域就得减少一份。我们是否应考虑，把钱用到刀口上，以便产生更大的回报，或使更多有需要者，分多一些有限资源？谈教育，也如同谈其他课题一样，得考虑及效率、效益、机会平等与卓越这4E（Efficiency、Effectiveness、Equality、Efference）。
反思我国教育制度
回到根本问题，大马的教育支出，其实在量上是比上有余的。以2012年，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百分比为例，大马是5.9%，与法国同列，可却比德国的5.1%或日本的3.8%为高。比印度的3.2%及印尼的2.8%更高出整倍。只是，吊诡的是，大马的中学生入学率竟然比印尼还低？即大马68%，印尼81%，连印度也有69%。在发达国，中学入学率通常是100%。泰国也高达87%。
这里也突显出，光是投入资源的多少，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有没有善用资源或用得其所。这不仅仅是个宁缺勿滥或宁滥勿缺的二择一，而是教育政策制度及廉洁上有问题。与其去争论高教拨款的增减，不如去反思，我国的教育哪儿出了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大家都在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可问题是，我们并不那么穷，教育的拨款也不比发达国少，可就是不上轨道。教育大蓝图一个接一个赶著出台，可又常是杂乱无序，越搞越乱，口号化多过实质。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个口号治国的务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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