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旅行中，我看到了许多具体的例子，显示政策如何塑造一个社区。马六甲人都知道许多当地的建筑是长而狭窄的，这是因为荷兰人殖民时，是根据房子的宽度向业主征税：这是一个源于阿姆斯特丹的政策。与此同时，在德国的中世纪城镇，当权者是依据建筑物的窗户数量来征税。因此，在这些城镇里，可看到一些屋子会有彩色假窗绘图，这是一种特意安装的“窗口”，作为炫耀。
一些非实体的影响，则是较难察觉到的。要了解统治者以前的一个决定，如何影响著国家机构的发展，从他们的名字、功能和组成方式，到语言、宗教和文化各个层面，这都需要历史知识。
有时，其他地方的新概念会改变地方上的社会结构。如在马来传统政治里，是没有固定的领土定义，不管是甘榜或个人，都是从属于某首领或统治者，而不是从属来自那一个地方。
审查选委会运作
然而，与欧洲大国的贸易和签署条约关系，开始采用了“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规范，才形成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州界。尽管之后，有调整和改变。但这种边界划分的力量，从吉隆坡（1974年）、纳闽（1984年）和布城（2001年）能在极短的时间划分出来，并打造出一个强大的身份，显示出来。
我们是采用“西敏寺”（议会民主）制度。此制度其中一项要素就是选区划分，通过领先者当选制（First Past The Post）让选民选出国会及州议会的代议士。随著时间的推移，席位数量会发生变化，选区也会相应调整。然而，选举委员会最新的选区划分建议，引来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喧嚣。公民社会份子也在审查选委会划分的运作，并以类似制度的国家比较。
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举行的端姑慕力名誉校长系列演说，第一场的主讲人前国行总裁丹斯里洁蒂，谈到了良好施政对于建立国家机构之重要，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最后，她举例一些企业败坏的个案说，“规则及条例让位给于灵活的手段，导致原则都守不往。”当法律的精神可轻易违反时，只是遵守规则是不够的，良好施政就扮演了重要角色，马来西亚企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出任董事的两间上市公司里，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
我们的公共机构也需要了解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宪法》第十三附表（选区划分），有明确规定在选区划分时，应考量某些原则。这包括，一个州内每个选区的选民人数应该大致相等，除了……应该给予“乡村”选区的区域比重考量。最初，宪法也规定，每个选区的人数不能偏离州选区平均值15％，但1962年和1973年的修正案后，有关条文被删除了。可以肯定的是，宪法内根本没有提到选区的种族结构。
尽管选委会依法划分选区，但我们也必须问，其是依据什么原则来划分。他们是否都认同，每个公民的选票都是平等的？选区划分与种族结构，是不相关的？过去的投票趋势，是否是决定选区如何划分的因素？
我们也应该把这些问题，抛向那些投诉的政治人物（或有抱负的政治人物）。他们的不满，是因为选委会违反了这些原则？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其支持者，被转移到其他选区，导致他们可能会失去席位？
有些人主张对选举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但只要我们依然用著这个制度，负责执行选举制度的公职人员，就必须遵守宪法原则和公众所要求的良好施政。如果他们没有，事实上，如果他们把规则视为阻碍没有原则的政治目标—那么对下一代的影响可能是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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