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本国掌权者出于意识形态之“使命”或“责任”，还是出于现实利益之“投机”或“操弄”，其几十年来对某主流宗教赋权过多、过大、过广，显然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乃至也是难以扭转的局面。
今天即便有有识之士开始对之表示警惕和担忧，并疾呼有关方面严正看待、检讨、纠正之，惟恐怕“木已成舟”，且“积重难返”也！
最荒谬的是还有某些政客、媒体人、评论人等，一径把宗教极端化的“苗头”和“黑手”指向个别政党、团体或部分官僚，或聚焦于“外来影响”，这若非认知有限，即属存心误导，乃至欺瞒人民。
毕竟，一政党或团体若没掌政、握权，哪来的权力去建构并赋权庞大的宗教机关及官僚，并持续任由其“耀武扬威”？再说，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与教育及文化息息相关，那又是谁掌控教育和文化之设计、管理等权能及管道来对人民“循循善诱”呢？
易言之，宗教极端化现象的根源，或说症结，应往目前最广泛、密切地影响人民生活的掌权施政者的“兜里”探寻，而非那些在野的政党或非政府组织。
虽说后两者作为“压力群体”，对施政不无一定影响，惟真正能够制定政策和推行之的，还是掌权施政者！偏偏本国就是有不少乡愿的政客、媒体、社会领袖，乃至知识分子，对掌权施政者总是客客气气或战战兢兢，甚至还厚颜讴歌其为中庸、开明等，热衷于替其转移纵容或包庇极端势力的责任。
职是之故，甭意外的是近些年来，只见封闭、狭隘、偏执，乃至极端的宗教势力越来越茁长、蔓延、茂盛，连作为公共体制及场域之一环，理应保持一定世俗性方能彰显“公平”、“正当”的政府部门，也开始越来越单一宗教化，对多元性越来越不宽容。
某些人把如此趋向光赖在在野政党、宗教组织或人士身上，无视掌权者操盘全局的关键角色，根本就是避重就轻。实际上，若非当权者所提供的土壤和气候，在野的极端因素要冒出头来也无门。
总之，当下若要给宗教极端化趋势来个悬崖勒马，诚不能再自欺欺人的仅声讨比较好“对付”的在野因素，理应直指权力核心，“敢敢”从制度改革下手，方能对症下药。惟当然，如何解除已被赋权者的权力，令其不能再任意霸占和挥舞宗教话语大权，著实一点也不容易。
坦白说：以目前弥漫的短视、浮躁、犬儒、委蛇、绥靖的政治风气来看——挺令人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