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首相阿末扎希为“第5届国家书籍大奖”颁奖典礼开幕时表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新书出版量必须是全国总人口的0.1%。
我国总人口2千700万，每年新书的出版量应该是2万7000本，去年只有1万500本，不及我国总人口0.05%的数目，充分显示我国读书风气不盛，人民对阅读的兴趣不高，不能与同水平的国家相比。
这个数目涵盖所有语文的出版物。若以华、巫、英、印及其他语文分类，个别的数目更是少得可怜，导致学者与写作人在本地出书的意愿不高。
手头没有资料显示1万500本之中，归类为“文艺”的究竟多少；不过，根据书业人士反映，畅销的书籍，以成功人士传记、事业成功之道、风水、命相、医疗、食谱之类软性读物为主，学术性与纯文艺性读物少人问津，销路最差。
写作人忧虑多
“文章千古事”，谁不珍惜呕心沥血之作？写作人不单以“写”为满足，也希望汇集成书，留个记录。出书后，能让更多人阅读鉴赏，是人生一大乐事。
“出书难”是写作人普遍的感慨。技术先进，印刷业进展日新月异，何难之有？写作人的“难”，不在于印成书，而是出版后的回本、销路问题。
通货膨胀，印刷成本水涨船高。份量足的书，少说也有三几百页，加上打字、编排、封面设计等专业费用，成本不小。在文章无价、稿费低廉、发表园地不多等问题的局限下，写作人若单靠稿费收入，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印刷费。
东筹西筹，好不容易筹足所需费用，出版之后为销路伤脑筋属必然。白色恐怖笼罩下，评论性文章还要为随时可能面对的刁难担心。
历史上，写文章惹祸，文人涉及“文字狱”的例子，举不胜举。文明法治国家，“文字狱”不会轻易出现，但严峻的法律、诽谤的条文、煽动的定义、肤色的隔阂、执法的准绳……如架在头顶的绳索，偶一触及，极有可能遭殃。
副首相在致词中指出，学术人员不该因市场不大而存有不敢出书的心态，反之应问自己所出版的书籍是否有品质、符合读者的喜好。他也挑战写作人和学术界人士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书籍，以便我国的新书出版量能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助长阅读风气。
写作人担心的，何止市场小、读者不多的隐忧？大部分写作人脑海里有经常出书的愿望，以当前情况，做得到吗？
重视文化、肯定写作人贡献的社会，企业机构与官方组织都很关注书籍出版量，也乐意资助出版费，助长阅读风气。副首相说，他明年或可能与首相讨论资助“国家书籍大奖”200万令吉。
官方资助出版书籍当然是好事，但设下的“全国新书出版量必须超过全国总人口的0.1%”先决条件，犹如英文谚语的“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难以产生效果。
至于官方希望大马独立100周年的时候，我国能有学者、作者、电影制作人或研究报告获得国际认可，甚至得到诺贝尔奖云云，更是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