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该不该讲求现实（Real），其实很难说，有时候所谓“现实”，就是潜藏著太多可能性，如果执著于某些点，放弃了其他点，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其他可能性，包括朝向更合理或理想之改变的可能性。
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和苏共总书记斯大林若不是太过现实，或许希特勒就难以无后顾之忧地进行其扩张主义？而美国若保持其看起来或比较“保险”的传统孤立主义，不介入欧洲和东亚战争的话，或许纳粹德国和军国日本早就完成了其霸业？
扯得更远些：当年若释迦牟尼、孔子、孟子、苏格拉底、保罗、默罕默德等人讲求现实点，不与既有体制走向分歧、对峙、决裂，乃至对抗的话，今天的人类社会是否还会有普世主义的宗教和价值？
最近国内显然就是有一群不够现实的人，兴冲冲、闹哄哄地去参与了个所谓“干净4.0”的大集会，结果被不少政客、论者和酸民纷纷拿著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检视，除了找出一些著实说还真属“芝麻绿豆”的“破绽”来小题大做之外，也有人提出看起来比较关乎“现实”的问题，如说集会“议程不够明确和专注”、“事先无足够准备预防突发状况”、“被反对党骑劫”、“种族比例失衡或有隐忧”、“羞辱领导人引起敏感”之类。
质言之，表达一些民意和民情的集会，原本就是民主社会里即使非健康，至少也属正常的事，除非集会失控成骚乱——如513事件那样。毕竟，除了宪法早就保障人民公开集会表达意见的自由之外，政府也有义务依法从旁进行管理，以协助集会的顺利举行，包括严防、打击任何制造骚乱的企图。就算是摆明反对当政者的集会，政府也不能光从其议程就打压或撤手不管，因政府服务人民不是其“喜好”，而是责任。
奇怪的是：明明最有责任，也最有能力预防各种可能不幸事故发生的是政府单位，但偏偏就有些人把责任全盘追究到集会主办者和参与者身上，难道是“顺民意识”太过浓厚所致？
当然，每个公民，不管是否在主办集会或参与集会，都有其作为公民的责任，如不可侵犯他人权利、不可破坏公物等，但要求其承担一些没被事先充分赋权的责任，是不合理的。
此次集会是否会换来某种“不现实”的政治后果，比如导致某族群被挑出来“针对”或“报复”，实际上正是考验当政者之合法性的问题。
人们更应聚焦观察和检讨的是政府，而不是集会者。毕竟，一个连种族主义都无法超克或认真处理的政权，还有什么执政的道德合法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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