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该不该讲求现实(Real),其实很难说,有时候所谓“现实”,就是潜藏著太多可能性,如果执著于某些点,放弃了其他点,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其他可能性,包括朝向更合理或理想之改变的可能性。
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和苏共总书记斯大林若不是太过现实,或许希特勒就难以无后顾之忧地进行其扩张主义?而美国若保持其看起来或比较“保险”的传统孤立主义,不介入欧洲和东亚战争的话,或许纳粹德国和军国日本早就完成了其霸业?
扯得更远些:当年若释迦牟尼、孔子、孟子、苏格拉底、保罗、默罕默德等人讲求现实点,不与既有体制走向分歧、对峙、决裂,乃至对抗的话,今天的人类社会是否还会有普世主义的宗教和价值?
最近国内显然就是有一群不够现实的人,兴冲冲、闹哄哄地去参与了个所谓“干净4.0”的大集会,结果被不少政客、论者和酸民纷纷拿著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检视,除了找出一些著实说还真属“芝麻绿豆”的“破绽”来小题大做之外,也有人提出看起来比较关乎“现实”的问题,如说集会“议程不够明确和专注”、“事先无足够准备预防突发状况”、“被反对党骑劫”、“种族比例失衡或有隐忧”、“羞辱领导人引起敏感”之类。
质言之,表达一些民意和民情的集会,原本就是民主社会里即使非健康,至少也属正常的事,除非集会失控成骚乱——如513事件那样。毕竟,除了宪法早就保障人民公开集会表达意见的自由之外,政府也有义务依法从旁进行管理,以协助集会的顺利举行,包括严防、打击任何制造骚乱的企图。就算是摆明反对当政者的集会,政府也不能光从其议程就打压或撤手不管,因政府服务人民不是其“喜好”,而是责任。
奇怪的是:明明最有责任,也最有能力预防各种可能不幸事故发生的是政府单位,但偏偏就有些人把责任全盘追究到集会主办者和参与者身上,难道是“顺民意识”太过浓厚所致?
当然,每个公民,不管是否在主办集会或参与集会,都有其作为公民的责任,如不可侵犯他人权利、不可破坏公物等,但要求其承担一些没被事先充分赋权的责任,是不合理的。
此次集会是否会换来某种“不现实”的政治后果,比如导致某族群被挑出来“针对”或“报复”,实际上正是考验当政者之合法性的问题。
人们更应聚焦观察和检讨的是政府,而不是集会者。毕竟,一个连种族主义都无法超克或认真处理的政权,还有什么执政的道德合法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