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人的恐惧乃基于其基本权益，如说生命权、财产权、文化权、表达权、公民权等正遭遇明确的威胁的话，那其恐惧显然是合理的。然若某些人恐惧的是所其享有的“特权”、“优势”、“既得利益”等被剥夺、削减或替代的话，那就有点“过分”了。
古时候，种姓或封建体制下的高等阶级和贵族享有诸多特权，但他们也常有恐惧，尤其是恐惧平民造反。为了避免如此情况发生，他们有的就藉著独占政经文教主导权的方便，极力否定平等、自由、普世、开放等意识、理念及价值，偶尔还会动用暴力来镇压、剔除“不安分”的“刁民”。对于这些长久享尽特权的人士来说，其特权是“天公地道”的，所以其恐惧，以及因恐惧而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合理的。
之所以，美国南方的白人，曾经那么根深蒂固地认为黑人的本份就是置身社会底层或边缘，从事劳力工作，毋须受教育，无权参与政治，乃至应当服侍白人。对于这些白人而言，禁止其蓄奴或“役使”黑人，简直是“伤天害理”，或至少是蔑视、侵犯其“传统”。此外，也有不少社会向来把女性视为“半人”，不配参与社会，不应受教育，仅须乖乖呆在家里做男人们的“贤内助”就好，让女人介入公共生活，简直是“惊世骇俗”。
这些白人至上主义和男权主义者，惯于从“国情”、“文化”的角度来论证其特权的正当性，反正于其霸权之下，黑人和女性往往是被“无声”，甚至“隐形”的，要不然就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被“制式化”为只会替现有秩序背书，无个性的“假面”或“木偶”。是以，别奇怪一社会内往往也会有被歧视者替歧视自身的体制或风气辩护、效劳的现象，如说一些男权坐大的社会，常有女性“忠告”女同胞应当依附、顺从男性。
甭说，如此社会的白人和男性，是无法理解被其所建构或苟同的体制歧视的弱势者之权益为何的，他们反而经常对本身的特权被“质疑”、“挑衅”、“侮辱”而忿忿不平，有时甚至因恐惧特权的被“剥夺”或“侵蚀”而诉诸暴力，包括动用国家机器来恐吓、取缔、禁制其眼中——乃至想像中的“敌人”或“阴谋”。
总之，恐惧是那么主观的感觉，连天下最有权有势之人也难免恐惧。只不过，若无理性和良知之调节、启蒙、引导的话，某些人的恐惧，就会沦为无理的暴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