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弱济贫，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标准来实行，是政治经济学界争论已久的持续性课题。一般上，这课是放在平等对效率（Equality VS Efficiency）的框架内来讨论；说得浅白些，就是要平衡生产与分配。毕竟，没有产出，哪来分配？天下岂有永久的白吃午餐？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认为是较具效率，惟却在平等分配而有所不足；反之，社会与共产主义较偏向公平，可却缺乏效率。有种观点认为，苏联会解体，主因之一在于，苏联缺乏效率，故在持久的竞赛中（包括军备）输给美国，故最终土崩瓦解，也就是在经济上给美国拖垮。同理，在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推行扶弱济贫，也要考虑到可持续性，也就是生产、效率与竞争力的因素；若否，就会被边缘化为均贫，而非相对均富的社会。
可见，若只一味著重静态的分配，而不考虑及把蛋糕做大，最终只会导致均贫社会。在孤立的传统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尚可稳住政权；可在这个信息化，盛行国际比较的时代，长期的均贫只会导致动乱或政权更替。中共在1978年改走开放路线，主因之一便在于财政压力、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及政权与国家的前途。改革开放后，虽也致成了日趋严重的贫富不均，可相信绝大部份的中国人，不会选择倒退回均贫的旧时代。这里重点是要让人民有盼望，让能者出头。
就大马来说，会在1970年代被台韩超越，主因是过度偏重静态的分配，也过度受制于百分比魔咒（Percentage Mentality）。他们也没想到，若蛋糕做大了，即便有百分比低些，也可能比小蛋糕的数量更大，分到更多。反之，新加坡则把重点放在做大蛋糕，即便外资占了新加坡经济近50%的百分比，也无所谓；重点是，先创造财富与体面的就业机会，让人民有业可就，有公积金可存，有组屋可住。谁管他富豪是否本族（国人），可大马则是，不把重点放在提升人民的知识与技能，让人民普遍上有一技之长，也可提升产业层次，让尽可能多的人民可安居乐业，却把重点放在让财富集中在少数的朋党手中，不但催生了泛滥的金钱政治，也腐化了民风、商风、警风，甚至是司法之风！把整个体制都搞坏了。
从经济的角度看，那些靠寻租获得天掉下来的不劳而获财富的人，也没把这些资本、财富用在生产性事业上，而大搞投机，炒股炒地产等，最终导致了1997-98年的金融货币危机。普罗大众没能从名为扶弱济贫，实为扶强济富的变态政策中受益，反而成了池鱼之殃，试问公道何在？人民怎能不愤怒？
朋党大搞投机，赢了进私人口袋，输了由国家接收烂摊子，这样不当的事件重复上演，这个国家又怎么上轨道？人民又怎么能安居乐业？若再允许这种非生产性的权力寻租与监守自盗泛滥，这个国家的前途与钱途，可想而知。大马国债债台高筑的主因便在于放任这种变态趋势横行。说实在的，由于人欲无穷，即便有再多的油气收入，也无法持续这种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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