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兹鲁被停职调查，还可能面对“擅自拥有及外泄一份机密文件”罪名。起因是他在新加坡区域前景论坛发表论文时，表示来届大选，民联有可能以些微多数议席胜出，引起轩然大波。
阿兹鲁在事后发表的文告中，清楚指出：银行聘用经济学家，就是要分析可能出现的政局变化，提供资讯让银行管理层参考，他只是在论坛中坦诚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
他质疑：在整篇分析中，他举出国阵险胜、民联险胜利和民联大胜3种可能，为何只有“民联可能险胜”被渲染？
阿兹鲁被对付，是说真话遭殃的活鲜鲜例子。
鲁迅说过一个故事：一户人家的孩子满月，主人抱出来见宾客。一位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于是受到欢迎；另一位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结果被痛打一顿。鲁迅由此得出结论：讲谎话得好报，讲真话要遭殃。
旷世巨著《史记》作者司马迁是说真话遭殃的历史人物。他在汉武帝面前，帮矢尽粮绝，不得不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真话。武帝大怒，将他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
近代史不乏说真话遭殃的例子。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鼓励说真话。知识分子大胆指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足之处，结果都被标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家破人亡。毛泽东过后洋洋得意说这是他的“阳谋”。
文革后平反的无数冤假错案，大部分是说真话导致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们不愿意讲真话的主因，是成本太高收益太少，甚至是负效应。说真话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巧言令色、说假话的人却容易“获利”。“利润”主导下，多少人还愿意说真话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人们不愿意讲真话的原因，是一些领导不想或不敢听真话。
但是，“讲真话”和“听真话”本来就是道德和政治范畴中的基本要求，不能因有“上有所好”而不说真话，也不能因下属说了真话而怀恨在心。马克吐温说得好：“永远都要说真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
阿兹鲁不仅敢于说真话，还坚持说真话不足以作为采取纪律行动的理由，或者成为特定方面谋杀人格的许可证。他还恫言，不惜采取法律行动对付污蔑他名誉的人。知识分子勇者无惧的本色，跃然纸上。我们国家，正需要多一些阿兹鲁式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