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与政策顾问Jeffrey Sachs,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文明的代价》,此书名也令人联想到Stiglitz的《不平等的代价》,谈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富国安民的大课题。此处也突显出,不仅落后、后进国,连被视为先进发达国的欧美和日本,也发生治理与正当性危机。这个治理与正当性危机,也激化了右倾,要求强势领导,甚至是专制的极端思想。实则,纳粹德国,便是在这种危机背景下崛起的。
就Sachs而言,他自认是位研究国家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者(Macroeconomist),可也深觉,当代的许多课题,涉及了跨学科的领域。本来,他是专注于落后国家应如何脱贫致,也出版了诸如《终结贫穷》、《共同富裕》等书,可近年来则认为,他不得不回头研究美国的疑难杂症。
在本书中,他猛抨金主的崛起、媒体与超级商业主义的合谋、美式2大党制的弊病、政商挂钩导致的企业主治政体(Corporatocracy)、过于消费驱动(Consumption-driven)的经济、公民美德的没落。他甚至认为,当代美国危机的症结在于道德没落,是个道德危机(Moral Crisis),片面地追求财富,也使美国人失去了社会信赖、诚实与慈悲心等。当代欧美人已普遍对公共机构失去信赖。
Sachs认为,要回复美国威信,政府本身得培养7大习性。所谓7大,本是经营学者Covey在《高效人的7大习性》一书里提出的,它包括:先机性(Proactive);有所为而为;要务先办;人成我成、人得我得的双赢思想;推己及人;协作(Synergy)及不断的自我更新。
高效政府则宜培养以下的7大习性:设定目标与标竿(Benchmark);善用专家知识;多年度计划(Multi-Years Plan);有远见;终结企业主治体制;回复公共管理及分权。他认为,当代美式决策太过短期主义,也太过受到金主企业界,与媒体的操控。就政商关系言,他主张抑制游说(Lobby)与政治献金,采用欧式的公共拨款与免费电视辩论;若否,将难避免政官商之间的利益输送。
深层地看,这涉及了政府与市场间的职能划分的争议。Sachs的观点是,市场需要受到政府监督,而非放任其为所欲为;毕竟市场是唯利是图,却会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如2008的金融危机。从价值判断言,效率(繁荣与增长)、公平(分配与机会)及可持续性三者间,应取得平衡;其中,效率与公平是可以互补强化的,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的。
至于发展的目标,他认为,应是提高就业与工作的素质(Quality of Work);提升教育与培训的素质;削减贫穷;搞好国家安全;取得预算平衡;启迪人民养成更全面的幸福观,与生命的满足,而非单一的财富追求,过劳、过度消费,成为天生购物狂等。
做为政策顾问,他常为许多国家出谋划策,故也很注意其他国家的良好做法,如德国的学徒制;瑞典的周期性调整预算平衡;瑞典、南韩的高研发投入,以便取法手上,他称这为政策套利(Policy Arbitrage),也就是不耻下问,放下身段,向上学习,就如同科学家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上”,可看得更远,也学得更多。在这竞争激化的全球化时代与科技进步神速的时代,富有学习精神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