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与政策顾问Jeffrey Sachs，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文明的代价》，此书名也令人联想到Stiglitz的《不平等的代价》，谈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富国安民的大课题。此处也突显出，不仅落后、后进国，连被视为先进发达国的欧美和日本，也发生治理与正当性危机。这个治理与正当性危机，也激化了右倾，要求强势领导，甚至是专制的极端思想。实则，纳粹德国，便是在这种危机背景下崛起的。
就Sachs而言，他自认是位研究国家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者（Macroeconomist），可也深觉，当代的许多课题，涉及了跨学科的领域。本来，他是专注于落后国家应如何脱贫致，也出版了诸如《终结贫穷》、《共同富裕》等书，可近年来则认为，他不得不回头研究美国的疑难杂症。
在本书中，他猛抨金主的崛起、媒体与超级商业主义的合谋、美式2大党制的弊病、政商挂钩导致的企业主治政体（Corporatocracy）、过于消费驱动（Consumption-driven）的经济、公民美德的没落。他甚至认为，当代美国危机的症结在于道德没落，是个道德危机（Moral Crisis），片面地追求财富，也使美国人失去了社会信赖、诚实与慈悲心等。当代欧美人已普遍对公共机构失去信赖。
Sachs认为，要回复美国威信，政府本身得培养7大习性。所谓7大，本是经营学者Covey在《高效人的7大习性》一书里提出的，它包括：先机性（Proactive）；有所为而为；要务先办；人成我成、人得我得的双赢思想；推己及人；协作（Synergy）及不断的自我更新。
高效政府则宜培养以下的7大习性：设定目标与标竿（Benchmark）；善用专家知识；多年度计划（Multi-Years Plan）；有远见；终结企业主治体制；回复公共管理及分权。他认为，当代美式决策太过短期主义，也太过受到金主企业界，与媒体的操控。就政商关系言，他主张抑制游说（Lobby）与政治献金，采用欧式的公共拨款与免费电视辩论；若否，将难避免政官商之间的利益输送。
深层地看，这涉及了政府与市场间的职能划分的争议。Sachs的观点是，市场需要受到政府监督，而非放任其为所欲为；毕竟市场是唯利是图，却会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如2008的金融危机。从价值判断言，效率（繁荣与增长）、公平（分配与机会）及可持续性三者间，应取得平衡；其中，效率与公平是可以互补强化的，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的。
至于发展的目标，他认为，应是提高就业与工作的素质（Quality of Work）；提升教育与培训的素质；削减贫穷；搞好国家安全；取得预算平衡；启迪人民养成更全面的幸福观，与生命的满足，而非单一的财富追求，过劳、过度消费，成为天生购物狂等。
做为政策顾问，他常为许多国家出谋划策，故也很注意其他国家的良好做法，如德国的学徒制；瑞典的周期性调整预算平衡；瑞典、南韩的高研发投入，以便取法手上，他称这为政策套利（Policy Arbitrage），也就是不耻下问，放下身段，向上学习，就如同科学家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上”，可看得更远，也学得更多。在这竞争激化的全球化时代与科技进步神速的时代，富有学习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_1.jpeg/7854899d126c3eb835870452481317c2.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