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团结，是多元族群社会的长青主题。在多数国家，这个课题，也长期未能获得妥善的解决，如东协的马泰印缅菲。主因之一在于，这些国家执著于一个国家、一个国族、一种文化的国族国家（Nation-State）的执念，进而引发族际争执。
历史地看，现代国家的产生，主要受到了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一为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它产生了立宪君主制与英式议会民主制，随后的产（工）业革命，也启动了现代产业资本主义与社会，而英国便在这基础上，与爱尔兰、苏格兰等，成立了多元族群联盟的联合王国。二为美国独立革命，它建立了一个由邦联转型为联邦的另一个现代国家的联邦体模式；三为法国大革命，这个1789年的革命发生在英美之后，可其建国模式，竟然成了最具影响力的国族国家模式，即一个族与国合一的一个国家、一种国族、同一文化、单一语文的同质国家模式。连英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尽管英美主要靠政治制度与理念，而非文化标准化、同一化来立国。
这个法国模式是个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模式，它一方面经由权力的中央集权来一统国家，如在行政、财政、税收上大一统与中央化；他方面，则经由标准化的国民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国民服役、印刷媒体的宣传等来一统化与标准化国民文化与思想。大多数的欧洲诸国，均在很大程度上受这单一化思路的影响，如德国、意大利等。德、意等国在1870年代在政治上统一后，便力图大搞“建立了意大利后，便得塑造意大利国族”的国族建设工程（Nation-Building Project）。在那个强存弱亡，弱肉强食的激烈国际竞争与战争时代，枪口一致对外，确也有助于塑造一统的国族，如大马的马来族，便因华印族的大量存在，而使得不同族裔的马来族／穆斯林得以大团结起来一样。
可见，时代环境，是个重要的强化因素；毕竟，在二次战前，连不少西方国家，也是很不民主，也不讲人权的，如纳粹德国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在德国，这种国族国家观，甚至发展到极端种族主义的可怕程度！
尽管这种国族国家观曾有助于一统化欧洲诸国，可并不彻底，即便在法国，这种观念也还受到Breton族、Corsican族的挑战。在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要求民族自治，甚至要求独立。除了受到这类由下而上（bottom-up）自成一格的民族语文群体的挑战外；1980年代后，更受到区域化与全球化的由上而下，或由外而内的挑战。
从社会龟裂的角度看，早在国族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欧洲诸国便出现了新的龟裂，如中央对边陲，国家对教会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是一些地区的民族（边陲）与教会不甘服从中央政权的“国族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议程的抗争。在法国与意大利，中央政权甚至禁止天主教徒竞选或组织政党，以便把其教育、思想传播的职能或土地收归国有。一直到1920年代一统化巩固后，方对天主教徒开放党禁。国族国家计划的强制性与非人道性，由此可见。
不幸的是，不少新兴国也有样学样地，企图搞这种国族革命计划，可这已是个讲究民主与人权的法治化时代，也是个著重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而非强权就是真理的时代。强制性的国族革命，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无休止的抗争，是逆时代潮流的行径。
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有好思路才有好出路。对大多数新兴的多元族群国言，他们本应选择多元国族国（Multi-National State）或公民国家（Civil State）的建国理念，甚至是多元文化公民身份（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而非19世纪以来的单一国族国家观。在当代主权国，重点应是公民成员资格，而非族裔、民族或宗教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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